项乔体会“四书五经”之言，就是体悟圣贤的心学，进而融通义理。他认为，阳明发朱熹之所未发，“致良知”是其独创之见。良知作为天理而主于虚，虚能容物，推致良知于事物。虚实一源，显微无间。项乔的“致良知”“求放心”之学，是在圆融孟子、《中庸》和阳明心体学，并融通朱熹的观点而阐发自己的独创见解，进而探索理气和道器的关系。项乔融突和合程朱理体学与陆王心体学旨在归本圣贤经典的理想人格，高扬随事在物即行的德性，终成心体学的事功学。

清末民初出版业态的变革引发思想文化传播的革命性变化，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日本和法国是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向国内传播的两个重要渠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历经了从零碎译介到选择性传播的转变，部分马克思主义术语实现了跨语境转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体是多元的，传播者因政治立场和目标不同，在传播内容的选择上有差异。总的来看，阶级斗争学说和政治经济学说被译介的要早一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因此存在“梯次传播”的现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促进了先进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觉醒，为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改变孕育了新动力。

转义(trope)和类比(analogy)是女性主义叙事意识形态阐释的核心逻辑，是对男权主义传统的“性类比思维”进行逆向类比推理，从底层思维逻辑质疑二元对立模式，受到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思想学术界研究范式转型的深刻影响。以“个人的即政治的”理念变迁、伍尔夫叙事的价值之争、对《笑忘书》的意识形态阐释为例，可见女性主义理论批评从理念、理论批评到阐释案例不同层面以类比转义方式解构“二元对立”。借助类比转义，女性主义叙事的意识形态阐释得以深入揭示类比叙事、二元对立的“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等深层社会意识和文化符码，但也可能因推理方式本身的缺陷出现主观偏误。

潜在人民陪审员对刑事裁判事项的归类并不全和裁判事实的理论分类一致，应当认真对待其中反映的重要问题。刑事裁判叙事表明事实认定问题不等同于纯粹的事实问题，事实认定活动同样需要认定法律问题。在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的案件中，对事实认定范围的确定应当综合考量裁判事项对法律理解程度的要求、政策和立法目的、裁判可接受性等因素。人民陪审员的事实认定范围应为定罪事实和死刑案件量刑事实，排除“二级事实”、非死刑案件量刑事实和程序法事实；事实认定权的职权范围应为认定指控罪名是否成立、事实是否足以判处死刑、证据是否具有相关性、司法证明是否达到证明标准等。

全球行政法理论要求投资条约仲裁应当具备问责、透明和公众参与、阐明理由及复审程序，其中法庭之友作为公众参与的主要方式影响有限，申请人是否适格、能否参与和表达、表达能否被接受完全属于仲裁庭的自由裁量范围。法庭之友的广泛参与、有效表达和及时反馈是全球行政法理论下投资条约仲裁的应有之义，完善法庭之友对于国际投资条约仲裁走出合法性危机具有重大意义。结合仲裁规则和最新投资协定相关规则，完善法庭之友规则应明确法庭之友的主要审查标准，降低身份、重大利益关系、程序负担等次要标准对法庭之友广泛参与的限制；形成以披露信息、申诉方和被申诉方意见，仲裁庭意见为主要内容的有效反馈模板；通过限定篇幅、允许联合声明、规定时限等方式加强程序控制。

行政复议制度是与行政诉讼制度并行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随着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与之配套的行政复议法修订工作也应列入议程。在修订过程中，应当以加大复议纠错力度、充分发挥行政复议作为解决行政争议主渠道的作用为目标定位，以坚持行政复议的行政性、便利性、前置性、主动性为基本要求，同时在与行政诉讼的衔接上体现司法审查对行政复议决定的司法谦抑。具体的修改内容可包括：拓宽行政复议受案范围；完善复议审查重点，一次性回应申请人实质诉求；赋予复议机关更大的暂缓执行原行政行为的决定权；扩大复议调解的范围；坚持复议机关作被告监督机制，确保修法相统一；坚持司法审查行政复议决定的“卷宗审查主义”；赋予复议机关更大的复议变更权，着眼于一次性解决行政争议。

习近平的整体环境观是对自我中心环境观的超越。这种环境观认为环境是具有整体性、有限性的自然对象，环境既具有绝对有限性又具有相对有限性。用习近平整体环境观指导环境法学知识体系建设，应当建立环境单元、人天关系、环境总行为、环境共同体等环境法学新范畴。用习近平整体环境观指导环境法建设，应当明确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为环境法的基本立法目的，明确创设保护环境的普遍责任原则，完善总行为控制制度、环保区域合作制度、生态补偿制度。

在我国有关淫秽物品的刑事立法中，无论是道德主义、家长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女权主义，仅凭一己之力都无法解释复杂的立法现象，多元主义具有相对的合理性。有关淫秽物品的刑事立法是在冒犯原则的基础上考虑禁止剥削理论和软家长主义，法益理论中的损害原则无法为立法提供合理的说明。淫秽物品具有诲淫性的正向特征，没有科学价值或艺术价值的反向特征，这两个正反特征都应主要根据冒犯原则进行理解。

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影响下，以信息通信技术为支撑的灵活就业形态应运而生，平台资本空间中的数字劳动就是新就业形态的具体表征之一。它的一些共性特征表现为：灵活的时空安排与严苛的多重控制、情感的货币化与制式化的情感、低门槛与去劳动技能化、泛雇佣关系化与去劳动关系化。平台数字劳动在缓解劳动力市场矛盾和传播公共价值方面产生了影响，并且正在推动劳动法规与劳动保障制度的升级。尽管有许多积极因素，但新就业形态的涌现也裹挟着诸多不确定性，主要体现为劳动者职业身份与发展的不确定性、数字治理和劳动保护的不确定性、数字劳动研究范式与方法论的不确定性。这些都值得我们警惕。

日本战后因产业结构的调整，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却不得不面临着人身事故高发的风险。此后，随着大城市过密化与乡村过疏化的加剧，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推动城乡间的对流以挽救颓废的乡村社会。日本在这前后两轮的城乡变动中，通过安全教育与技能训练等一系列的政策来支持农民应对职业转换的不确定性，于2000年后针对扎根到乡村的新农人的职业生涯更是进行了全方位的帮扶。半个多世纪的对策史，其核心理念逐渐凝结为运用政策的确定性来抵消城乡变动这一巨大的不确定性。对中国而言，这一政策路径可应用于官民共建的机制以应对职业转换的不确定性，以及在乡村振兴事业上也可参照日本“地域振兴协力队”制度对从城市移居到乡村的新农人的脱嵌与再嵌入进行的帮扶措施。

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背景下，零工经济的兴起已然成为时下就业领域最热门的现象之一。其中，以日常生活服务为导向的基础性零工经济得以盛行离不开以下因素：社会的泛消费化意识形态及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促成了消费形式与内容的变迁，从而为基础性零工经济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基础；基础性零工经济所秉持的去技能的劳动形式与劳动内容，则满足了其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本质需求，使得扩张所需的大量劳动力涌入成为可能；零工经济所特有的算法加持下的劳动控制，则实现了平台从信息中介向零工经济再组织者的转变，推动了整个社会都投入到零工经济的维系之中。尽管零工经济的兴起是社会转型的一种必然，但是其带来的劳动不稳定性问题依旧值得全社会深思。

从多个角度分析中国在“十四五”初期建设制造强国的现实基础、客观状况，即供给力，可以发现：中国在“十四五”初期先进制造业园区与国家创新中心、创新企业与“独角兽”企业、先进技术突破与优势产能布局等方面都呈现出良好状态。“十四五”时期，中国要加快先进制造领域关键技术突破；培育先进制造领域的创新企业和领军企业，提升企业智能化水平；加快建成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

知识产品具有典型的经验品性质，而信息不对称限制了高质量厂商征收高价的可能性。基于对互联网和数字经济时代商业实践的观察，考虑了一种崭新的信号传递机制，即高质量厂商可以通过知识产品内容的部分披露而将其与低质量厂商区分开来，以此为基础，刻画分析了部分披露导致分离均衡的条件以及均衡的相关性质。

近年来，律师被法庭剥夺辩护人资格在我国刑事审判中时有发生。律师不被允许继续参与庭审，通常发生在律师被驱逐出庭、主动退庭、未按时出庭或被法院认为不具备辩护条件等情形中。为了维持法庭秩序、维护司法权威，应当承认法庭在特定情形下剥夺律师的辩护人资格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为了避免法庭权力被滥用，减少负面影响的“外溢”，也应当对法庭实施这一行为加以限制，包括高度重视当事人的意愿、从严限定法庭剥夺辩护人资格的事由、严格界定作出决定的主体并规范相应的程序机制。与此同时，还应系统性地加强对辩护律师的权利救济、重视对被告人的辩护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