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物权编对真实物权设立了三种判断标准，即公示标准、事实标准和意思标准。基于绝对权的定位，通常以法定公示机制展示的物权为真实物权，此即公示标准，但这种标准并不唯一。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形，征收等直接导致物权变动的客观事实能成为真实物权的判断标准，此即事实标准，与该事实不符的公示是错误的，公示的权利不是真实物权。此外，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土地承包合同等当事人的合意也能成为真实物权的判断标准，此即意思标准，在不涉及第三人时，应按照意思标准而非公示标准来判断真实物权。

物业服务人系提供服务，但其又有一定的管理权限，这看似矛盾的现象需要一个妥当的解释，以厘清我国物业制度的基本架构。业主基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的成员权，可以为物的管理和人的管理，这是业主的物业管理。业主将物的管理中对共有部分的保存、维护内容，通过合同委托给物业服务人为之，这是物业服务人基于合同的物业服务。基于业主在人的管理上的天然不便，业主亦可将人的管理内容委托授权给物业服务人，从而形成物业服务人的管理权限。为避免必要的对人管理委托授权出现缺失，该委托授权有法定与约定两种类型。

《民法典》规定了两种土地经营权：一种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而设立的去除身份属性的次级用益物权，另一种是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列但无身份属性的农地用益物权。从设立规则看，两种权利所依据的权利来源虽不同，但都是直接支配农用地的权利。《民法典》没有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土地经营权再流转的条件，只在第342条规定了其他方式承包的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条件，需要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再流转的条件，再流转的限制条件会影响到物权变动的后果。两种土地经营权设定的担保物权均属于抵押权，公示的效力分别为登记对抗和登记生效。

在登记对抗主义之下，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的功能不在于创设一个新的权利，而在于为与担保人进行交易的第三人提供信息以及为确定竞存权利之间的优先顺位提供基础。如此，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系统应以声明登记制为基础而构建。《民法典》就动产和权利担保物权的功能主义立法方法为统一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制度提供了法律上的前提。在维持特殊动产、权利担保登记系统的前提下，统合没有所有权登记的标的物上的担保登记系统，并建立两大登记系统之间的电子链接。统一的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系统应是基于互联网的完全电子化的登记系统，其编制采取人的编成主义，并辅之以物的编成主义，涵盖所有在功能上起担保作用的交易类型。担保权人可以自主在线完成登记和查询，但为防止欺诈登记和虚假登记，担保人享有受领登记通知、请求注销或修正登记的权利，担保权人负有注销登记的义务。

《江南逢李龟年》是著名的唐诗经典，并被认为代表了杜甫七绝创作的最高水平，然而，从古至今却一直有学者质疑杜甫的“著作权”。已有学者从史料和史实的角度论证了杜甫创作的可能性，而文章则从历来学者们所忽视的诗歌意象以及审美反应方式角度进行证实。此诗核心意象“落花”代表着最美的春景，符合当时及杜甫的审美习惯，而此诗对旧友相见场景的如实呈现，既符合杜甫荆湘诗的创作惯例，也有其独特性。这是一首表达“喜相逢”的诗，不必从政治性角度作“过度阐释”。

作为现代性知识学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艺术理论的知识学建构已走过百年历程。但作为一门专业性、体制化的学科知识，艺术理论还处于一种“未完成”状态。从已经建构起来的艺术理论看，往往呈现为对立、冲突的不兼容形态，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对立；总体性与部门性的冲突；自律性与他律性的拮抗。之所以存在这种对立、冲突，就在于艺术理论的知识学属性，它不是一种完全客观的知识，而是一种反思性的知识。

隐喻语言是思维的载体，在公共话语中担任认知方式的表达媒介，是话语分析的重要考察对象。当前，多数聚焦隐喻的公共话语分析基于概念隐喻理论展开。相关研究从具身体验角度考察了公共话语中概念隐喻产生的心理过程，但未描写和解释语境中隐喻语言的表意网络创设。文章采用隐喻的复杂系统分析法，以英文报刊对金砖国家概念的隐喻构建为例，考察公共话语语境中隐喻语言的表意系统性。研究显示，隐喻语言在公共话语语境中自下而上形成系统隐喻、隐喻情节和隐喻叙事，三者环环相扣，受到话语目的、社会文化、语言语境及认知活动的交互施动。研究发现，隐喻的复杂系统分析法能有效捕捉语境中隐喻语言的协同表意，利于揭示公共话语中隐喻语言产生修辞论辩效果的复杂动因。

由于国家责任的缺失，限制了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宏观规划、整体布局与协同进步，以致法律体系不完善、地域差别较大、部门协作壁垒等问题一直存在。国家责任更具“宣誓”意义和政策指引价值，其与政府责任、司法机关责任存在主体不同、责任内容不同、责任实现方式不同等区别。从国家责任角度出发，应加速制定“儿童福利法”，完善儿童福利制度，理顺刑事诉讼法内部规则，细化收容教养制度，协调刑法、刑事诉讼法与其他部门法的衔接；少年司法所需经费可实行国家财政统一拨付，国家应统筹发展少年司法模式，并大力发展中西部少年司法社工组织及少年司法社工；明确司法机关、政府相关部门的责任分配，强化家庭、学校作用的发挥，积极推动公安、司法机关、政府部门与少年司法社工组织的协同发展。

法的价值是法之所以存在的逻辑原点，也是校正恶法、推进法治进步的指针。生态补偿制度的价值体系包括目的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目的性价值是内在的灵魂，而工具性价值则是外在的形式。生态补偿制度的目的性价值包括环境公平、正义与秩序，其目的指向生态环境利益相关者之间实现利益的重构与平衡，并通过确立环境公平的优先位阶，实现生态利益的持续增加。在工具性价值中，确认性价值体现为以制度形式把生态补偿的目的性价值固定下来，使之具有法律的强制力；分配性价值体现为分配生态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从而实现权责对等的法治原则；而规范性价值则体现为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施机制。

高质量谋划“十四五”规划关系到未来中国的现代化及中长期发展。以现代化战略为导向的“十四五”经济发展规划重点主题，要把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战略目标，把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核心内容，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工作主线，把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作为关键抓手，把高水准的市场经济作为制度保障。以现代化战略为导向高质量谋划“十四五”规划的重点领域在于工业领域的现代化、创新领域的现代化、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和区域发展领域的现代化。以现代化战略为导向高质量谋划“十四五”规划要以高质量发展为政策取向，在宏观经济、中观经济、微观经济、对外开放、产业链现代化和基础设施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上迈出更大的步伐。

“十四五”时期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变革期，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十四五”规划立足于衔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需要基于现代化新格局研判其新要求，在规划引领层面要求深化新发展理念；在规划导向上要求以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的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以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和人的现代化发展；规划主线则要求围绕现代化展开，做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十四五”规划关注的重点任务应涵盖培育现代化发展的新动能、健全现代化的市场体系、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完善现代化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以及推进生态现代化，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在现代化发展路径上行稳致远。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过渡期。基于数量和质量双重维度，采用趋势外推法预测未来经济增长潜力，未来十年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呈现明显下降态势，而经济增长质量潜力则出现显著上升趋势。“十四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包括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基本导向、以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为集中体现、以增进人民福祉为最终目的、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重要保障。在此基础上，“十四五”时期的战略重点是更加有力的创新驱动、更加优化的经济结构、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和更加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互联网+社会工作（简称互联网+社工）作为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新路径，正在改变着社会治理的传统范式。它回应了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新需求，实现了与社会治理新需求的有机契合。这种新路径，能使多元合作领域得以拓展，各类服务资源无缝链接，福利服务载体丰富多样，专业助人手段智能升级，社会治理绩效持续提升。面对智能化时代的新挑战，社会工作部门需要及时重塑行为模式，转变专业角色:一是要突出共建共治共享，从各自为战转向协同创新；二是要强调快速灵活精准，从行为悬浮转向科学介入；三是要升级资源链接方式，从简单应急转向无缝对接；四是要重塑专业关系网络，从关系疏远转向专业跟进；五是要倡导多元合作协同，从单一线下转向复合智能。新时代的互联网+社工，必须坚持以智能化升级为取向，在专业介入的机制、方法、程序、资源、品牌中融入科技变量，不断在优化新机制、升级新方法、开发新程序、链接新资源和拓展新品牌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在中国积极老龄化的政策背景下，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得到鼓励。劳动参与是否更加有利于抑制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发生，从而促进其精神健康，正逐渐引起社会关注。利用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对老年人劳动参与影响其抑郁症状抑制或改善的程度进行分析。研究认为，第一，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人口和社会因素对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影响呈现统计显著性；第二，劳动参与对老年人抑郁症状呈现负向影响。与非劳动参与相比，从事劳动参与的老年人抑郁症状水平较低；第三，劳动参与在性别分层上具有影响差异，对女性抑郁症状的影响高于男性。最后，文章针对劳动参与对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影响及其差异进行了讨论，并指出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西方社会工作发生了“绿色转向”，并对我国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国社会工作在接受西方影响的同时，也要关注相应的本土思想资源。费孝通围绕“天人合一”“消遣经济”“人文生态”所作的论述，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工作的“绿色转向”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费孝通从差序格局的角度对“天人合一”所做的社会学解读，有助于我们走出西方社会工作“绿色转向”中的潜在张力。其次，作为一种源自本土的经济态度和生活方式，费孝通所说的“消遣经济”为我们探寻有别于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和另类社区发展道路提供了本土经验参照。最后，从费孝通对“人文生态”的强调中可以看到，在当前的社会处境下，“发展”仍然是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保护自然环境并非放弃发展以及对自然的开发利用，而是将自然生态保护与人文生态建设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