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根据我们在贵州苗族地区所收集的口述故事书写而成。从1999到2004年,我们采用口述见证方法(oral testimony)作为我们社区发展的一种策略,尝试从苗族妇女的生命故事中,理解她们面对的困难与需要,从而让我们更能够与她们一起推动社区发展的项目和计划。我们推动口述故事项目背后,还有女性主义的关怀,希望这些偏远山区的边缘妇女能够通过口述故事发声,让我们能够聆听她们被隐没的需要,理解在家庭和社区中各种形塑她们生命历程的社会力量。在这研究中,我们特别发现中年妇女生命中面对的苦难大多与家庭相关,她们不断述说家庭的负担、家庭冲突、家庭暴力、丈夫酗酒等的问题。阅读她们的生命故事,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家庭暴力是她们主要面对的苦难之一,而这苦难是当地妇女的集体经验,是性别性和制度性的。在这文章中,我们特别希望指出,当地家庭暴力产生的根源并非是单一性的,而是父权制度、农村贫困、传统文化习惯等交织在一起,形塑了她们生命的遭遇和苦难。

勒内?基拉尔是法国著名思想家,基拉尔神话观的理论基石是“摹仿欲望”说与“替罪羊机制”说。基拉尔批评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说,并在反思列维斯特劳斯神话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神话观。基拉尔认为，神话根植于真实的暴力,其叙事视角是迫害者的视角,而《圣经》则“解神话”,谴责暴力,提供的是受害者的视角。基拉尔的神话观为神话起源与文本分析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解释框架,但同时也需注意到基拉尔的理论限度。

艺术自律和审美现代性从争取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地位开始,最终使得主体以感性的能力通达生存的价值追求和意义体验,但是伴随着整个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艺术自律最终也面临着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危机。现代派艺术自身的危机和后现代文化语境促使了后现代艺术的出现与转型,波普艺术、观念艺术、装置艺术、大地艺术、行为艺术等则是将艺术的反叛性、生活性和观念性发挥至极致,并且在美学领域与生活相结合,适应了后现代的文化景观,其建构起的主体化自由审美体验也给复杂的中国艺术和美学理论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并且以全球化普世性的维度影响了中国本土的言说方式,同时也给真诚生活的人们以建构历史的自由。

明天启元年(1621),明朝使者单凤翔一行渡海到达日本。单凤翔带来了两年前明朝“浙直总兵”申致日本德川幕府二代将军德川秀忠的外交文书,试图就海盗问题与日本德川幕府进行直接交涉。关于这一“浙直总兵”投书德川幕府事件,明朝方面的史料难以考见,日本方面却留有颇多相关记录。但是,关于投书日本德川幕府的王姓“浙直总兵”,日本方面的史料不明其人,迄今为止的先行研究也均未对之做过相关阐释。文章试对该“浙直总兵”做考述,并因以管见当时中日交涉之一端。

本文讨论现代性时间意识的古代根源,将其追溯到普罗提诺和奥古斯丁。正是这两位思想家形成了现代思想所秉承的主体时间意识。本文指出,普罗提诺和奥古斯丁尽管都讨论时间,却是出于不同的考虑。普罗提诺是第一个讨论时间内意识的思想家,然而他的目的是解构时间观念对于灵魂的羁绊;奥古斯丁紧承普罗提诺,在论述上也模仿普罗提诺,但他认为时间的主体性必然导致存在问题的重新理解,时间与存在无法分离。如果说普罗提诺试图透过讨论时间以拯救古典的理念世界,那么奥古斯丁却从普罗提诺的讨论里看到哲学主要是柏拉图哲学拯救现象的不可能性。

法经济学运动就其整体而言,呈现出学派林立,思想杂多的学术景观。它显然不是一个立场相同、步调一致的运动,而是不同学术传统并存的研究过程,其中有些研究具有互补性,有些研究则具有竞争性甚至对立性。通过法经济学50多年学说发展史的研究,追根溯源、条分缕析,解读和阐述基于学术传统和研究视角的不同而并立的七种法经济学流派,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经济法的实施问题是目前经济法学研究较为薄弱的环节。转变单一的公力规制思维，重视私人参与是探索经济法实施理论的应有之义。现代社会蕴藏着丰富的法律实施资源，私人实施已经在具有公害性特征的某些法律领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秉承社会本位、着眼公共利益的经济法中，具有“经济人”特征的私人可以弥补公共实施的缺位、发挥信息优势、产生社会效应，提升法律实施的效果。建立公共与私人相结合的经济法二元实施体制、健全经济法公益诉讼机制是促进私人参与经济法实施、提升法律实施效率的重要途径。

本文运用ICAPM模型和GARCH动态COPULA函数，研究了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期间，我国股市的风险定价特点及与国际股市之间融合度的演变过程，并探讨了两次危机在国内股市全球化过程中的不同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国内股市的资产超额收益率同时受全球市场风险溢价、国内市场风险溢价及货币风险溢价的显著影响，样本期内国内股市与国际股市为部分整合关系，且整合程度呈不同阶段特点，欧债危机期间全球风险溢价对国内资产收益率影响最大；（2）COPULA尾部相关系数表明，危机发生后市场间联动性增强，融合度提高，但相比欧债危机，次贷危机对市场间联动及国内市场的风险冲击并不大。

为了探究不同技术投入产业中,纵向一体化对于专用性投资的治理效率是否存在差异,选取了2009—2011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加以验证。研究结论表明,纵向一体化对专用性投资的治理效果存在明显的产业差异,在低技术投入的产业中,更适合采用纵向一体化模式。研究深化了交易成本理论对于治理结构选择的认识,为已深入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我国企业进行专用性投资治理机制选择提供实践借鉴。

本文用社会网络和统计分析方法对浙江省144家上市公司2009年的连锁董事网络进行了研究分析,发现浙江省连锁董事网络具有幂律分布的特征。在此基础上,通过NLS回归分析发现,浙江上市公司连锁董事网络的“质”中心度与企业绩效正相关,“量”中心度与企业绩效负相关,连锁董事网络的行业趋同度和地域趋同度也与企业绩效负相关,利用OLS回归分析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这些实证结论依然稳健。基于这些实证结果,本文在理论上的贡献在于:证明了连锁董事网络具有异质性特征;连锁董事网络中心度,在“质”和“量”上对企业的绩效贡献迥异;上市公司要发挥连锁董事网络实质性的绩效贡献,宜强化“质”的耕耘、而非“量”的拓展,力求构建异质网络、避免过度嵌入与趋同。

知识型员工的创造力对于组织提升绩效和竞争优势有着重要作用。现有研究主要从支持性管理等方面来考察如何促进员工创造力的。由于个体特征和环境因素能交互影响创造力绩效,基于创造力组成理论,本文探讨知识型员工不同的目标导向对创造力绩效的影响机制,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共享和任务复杂性所起到的作用。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并基于244份不同行业知识型员工的主管—员工配对问卷,实证发现学习目标导向对员工创造力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绩效目标导向与员工创造力负相关;同时,知识共享在学习目标导向和员工创造力的关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从任务特征出发,结论还支持了任务复杂性会正向调节这一中介作用。我们并没有发现绩效目标导向和知识共享的相关性,以及任务复杂性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文章最后给出了企业的实践对策和未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