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跨国文化语境中，新加坡新电影不断探索和型构国族身份的表达策略。在考察新加坡文化土壤和新加坡电影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文化民族主义的视角，结合新加坡新电影的电影导演及其代表性作品，探索电影对国族身份的建构路径与文化策略，发现新加坡新电影在诠释国族身份时具有文化对抗性的艺术特点，在叙事维度侧重表现文化主体身份的寻觅过程。新加坡新电影通过文化融合的策略，在叙事空间、伦理呈现和语言细节等方面融合国族文化身份的影像表达，从而建构当代新加坡的国人形象。通过影视化处理与艺术化表现等文化策略，新加坡新电影不仅体现了新加坡融合多元文化的历史记忆、社会情境和文化现象，而且促进了移民国家的国人对自身国族身份的文化认同感。

破产程序的性质决定了破产程序的运行机理和程序规则设置。破产法律关系中没有纯粹的法律事实，按照非讼程序规制破产程序的正当性不足。破产法律关系不同于普通诉讼程序法律关系，且普通程序周期长、成本高，不契合破产制度目标。破产制度实现债权公平受偿的目的、破产案件对简便迅速裁判的强烈需求，以及破产程序“债权人自治原则+管理人中心主义”的结构，决定了略式程序法理与破产案件的正当程序要求高度匹配。为了确保破产程序的正当性，必须遵守略式程序最低限度程序保障要求，保障当事人的法定听审权。对破产程序裁定宜采用“异议—撤销”或“复议—更正”等即时纠错的方法进行救济。当事人应当向上一级法院提出异议或申请复议，构建起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破产司法审查权的监督与指导机制。

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认罪事实的证明是重要的理论问题，其中认罪与同意简化庭审质证程序、庭审调查的重点从案件事实转换为认罪自愿性、法官确信认罪真实性之间的逻辑关系亟须理论阐释。供述和承认可以融合并概括为认罪，在认罚及其程序从简、量刑从宽后果的加持之下，供述和承认共同产生刑事自认的法律效果。刑事自认的实质是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及证据的真实性达成了共识，形成共识性的事实，进而达到共识性真实。自愿和明智的刑事自认有助于发现案件事实真相。认罪在内容、形式和效力上已经具有了刑事自认的属性。刑事自认可以产生事实及证据合意、减轻控方的说服责任、省略庭审证据调查程序以及增强法官内心确信的效果。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存在因缺乏多边核查机制所导致的执行力不足的问题，但面对生物武器对人类社会生存造成的巨大威胁，国际社会又已然形成了全面禁止生物武器的根本性共识。这就从“应然法”意义上为将生物武器的相关行为归为一种“国际罪行”奠定了政策基础。而将研制生物武器的相关行为定义为国际罪行可以将制裁生物武器行为的对象从国家降低为个人，可以有效降低国际法制度的“治理成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社会对酷刑等行为的国际罪行化以及追诉的实践经验也证明了该思路具有充足的国际法空间以及国内法可行性。为了终结现有生物武器相关行为“有罪不罚”的乱象，中国应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除了通过国际条约建立起对生物武器相关行为的相对普遍管辖权，还可以考虑对保护性管辖做出扩张解释，将对国际生物安全产生的严重损害或威胁理解为对中国国家利益与安全的侵犯，从而构建生物武器的国际罪行追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