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人类共同价值站在世界发展与人类进步的道义制高点上，旨在打破不同国家和地域间的文化隔阂，赋能世界人民的美好生活追求，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和大国担当。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对解构西方的“普世价值”话语霸权、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价值根基、提升中国的对外话语权和软实力等方面具有深层价值意蕴。当下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传播仍面临传播环境阻滞、传播主体协同性不够、传播受众针对性不足、传播媒介影响力不强等多元困境。为此，应通过优化国际传播环境、整合国际传播主体、对国际传播受众进行细分和策略选择、打造国际传播媒介矩阵等多维路径协同推进，全面提升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传播效能。

我国民法将监护作为补足自然人行为能力之手段，导致监护被行为能力侵蚀和遮蔽，于功能上由关爱走向限制。法律剥夺被监护人进行民事行为的自我决定权，致使被监护人不得不托庇于监护人。《民法典》引入意定监护，本为克服法律整齐划一规定之不足。但由于与行为能力挂钩，意定监护困顿于监护人选择的狭窄视角，极大地减损了功能矫正力度。解开意定监护功能异化之结，需要找寻在不违背基本法理情况下将意定监护与行为能力脱钩的办法。通过目的解释，经由解释论路径重构行为能力与监护关系，使意定监护回归本人利益保护这一立法目的，系可行的路径。对《民法典》第28条和第33条作目的性限缩，将其限于自然人行为能力欠缺情况下监护的适用；而将行为能力非欠缺时的监护，视为一个立法未予规定之悬而未决的问题，通过运用民事法理和适用民法基本原则进行调整，系可行的方式。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毕生最为重要的发现，它是马克思分析社会经济问题的重要“武器”，也是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范式。在对“经济事实”进行经验抽象的古典范式和对“经济行为”展开主体想象的思辨范式的积极扬弃中，马克思确立了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并借此展开了对“物质的生活关系”的科学解剖。以唯物史观为内在思维方式，马克思科学地确定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任务，并深刻回应了困扰人类已久的“历史之谜”。由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才堪称“一门历史的科学”，马克思“历史科学家”的称号也才名副其实。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继续秉承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立足“中国大地”，以当代“中国事实”为逻辑起点；解释“中国道路”，以回应“中国问题”为理论任务；体现“中国特色”，以“社会主义”为发展原则；服务“中国人民”，以引领“时代潮流”为责任担当。以此为基础，“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在逆全球化情境下，推动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有助于我国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文章以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学术型高管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持续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学术型高管能够促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持续创新；完善的企业激励机制、较高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会强化学术型高管对企业持续创新的正向作用；在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较大、学术型高管担任关键职位时，学术型高管对企业持续创新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家特质研究的情境机制，并对我国引导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夯实制造业发展基础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随着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和小康社会全面建成，新时期我国农民工工作的中心任务是继续推进全面市民化和高质量就业。本文聚焦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从理论上阐明了农民工就业质量与市民化之间的关联，认为高质量就业是促进农民工高质量全面市民化的基础。但当前中国农民工就业质量偏低,且面临老龄化加剧、就业灵活性扩张、工资增长相对滞缓等挑战，非但难以支撑起农民工全面市民化的发展目标，还存在沦为城市新贫困群体的风险。因此，新时期要根据中国城镇化战略的发展形势和需要，合理应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面临的挑战，不断调适中国劳动就业政策体系，完善和强化劳动保障型、收入分配型、能力培养型和公共服务型政策工具，通过四种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实现农民工就业质量和市民化的同步提升。

金钱之债的迟延履行损失认定是司法实务重点关注的问题，司法实践中裁判标准相去甚远。就“利息损失”而言，通过欠付款项的一定比例或参考借款合同利率上限均缺乏关联性与合理性，该损失通过法定孳息之思路确认又面临计算方法难确定、存款利率过低之问题。在守约方损失无法计算时，可通过违约方得利计算，违约方对本应归还债权人的价款在逾期期间占有、使用而减少支出的资金使用成本，可认定为银行贷款利息，以LPR计算。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罚息规定应属特别法定赔偿，除迟延方不具可惩罚性的场合以外，应适用于所有有偿合同。对于其他损失，在合同可体现迟延将发生的损失时，合同订立时债务人知道款项用途及迟延造成的后果时以及债权人因此向第三人举债产生利息时，损失应当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