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加入DEPA不仅是中国主动参与全球数字治理的“先手棋”，更是深化国内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的关键决策，有助于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推动数字经济由产业创新驱动转向更多依赖技术创新、制度创新驱动的新阶段，中国可重点在数据流动、数字技术、数字产品、数字创新和网络安全五大领域主动对接DEPA协定要求；进一步地，系统化构建以数字自由贸易港为核心，以数字营商环境示范区为抓手、以数字经济产业先行区为重点、以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区为纽带、以数字经济创新试验区为动能的“一港四区”格局，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开放发展、创新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20世纪30年代“左联”所倡导的“文艺大众化”从文艺的形式与内容、作家立场、社团组织、实践功能等方面探讨了文艺如何大众化，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发展，在中国特定语境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话语形式的孕育。20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也展现了文艺突围中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艰难探索的过程，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系统化、共识性理论方略的追求，但由于理论论争不彻底等因素，影响了话语表现的不同意见。但从思潮史、理论史的角度而言，20 世纪 30年代“文艺大众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话语的孕育，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历史迈进仍然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

窦蒙、窦臮兄弟是代北鲜卑文化传统在中唐承续的代表人物，他们合力完成的《述书赋注》是唐代书学的扛鼎之作之一。在汉族文人书家辈出、书法实践与书学理论高度繁荣的唐代，这样一部辞藻雄赡、理论精深，并有体例创新的书论巨著出自于鲜卑后裔之手，既是胡汉文化交融的产物，也是窦氏的书法传统与时代文化共同孕育的成果。细绎《述书赋注》的文本结构，是由《述书赋》、注、《字格》和《题述书赋后》四个部分组成，其在东汉以来的传统书学著作中，产生了一个创新的著作体例，由此推动书学著作成就的创新。具体来说，赋与注的结合，造就了一部汉唐间规模最大的周秦书家传记体书学史巨著；引史注法入于赋注，造就了第一部史注体书学史巨著；《字格》的产生，又造就了第一部具有传统书学概念体系建构意义的书学论著。《述书赋注》的产生，是对汉唐间文化与学术传统的遵循和发扬，是魏晋以来的民族融合与文化发展在唐代、在书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成果。

古代小说评点的伦理意图一般是用儒家伦理德目作为规范来进行伦理说教，这一意图的形成在不同时期的小说中有所差异。就明代小说评点而言，其伦理意图的形成，与三个方面有关：其一，与经学注疏中的“微言大义”、选学传统中的价值取向、文章学传统中的文法意蕴有关；其二，与明代文人借评点来浇心中之块垒和书商借伦理说教来推销自己的刻本有关；其三，与评点中的小说主旨解读、人物情节分析、作者意图探寻、小说伦理重建等文本路径有关。

“智慧法院”建设的倡导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需要，推动法院在线审理刑事案件呈迅猛发展之势。但是在线审理存在冲击直接言词原则、减损司法的威仪、被告人辩护权保障不到位等问题。不仅加剧庭审的形式化，而且导致审理程序公正性和司法权威性的降低。在线审理刑事案件仅是线下物理空间审理的例外和补充，主要适用于速裁程序审理且被告人同意的案件和召开庭前会议以及证人、鉴定人在特殊情况下作证的环节，不能将线上审理常态化和普遍化。法院应尊重和保障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法律援助全覆盖应“覆盖”至在线审理的案件，在线审理具有不同于线下审理的特点，应当建立相对独立的庭审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应尽快制定在线审理的技术规范，并将5G技术应用于在线审理。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是一项精细化的系统工程，任何一项具体制度的改革完善都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补充侦查的目的在于弥补前期侦查疏漏，完善案件事实和证据。法庭审判阶段补充侦查是程序倒流的典型样态，导致侦查行为与审判程序交错，渲染了侦查中心主义色彩，与程序安定、程序构造、公正审判等诉讼原理冲突，缺乏理论证成。实践中，这一制度呈现功能异化倾向，成为延长诉讼期限、规避控诉风险和终结诉讼程序的变通之策，背离立法初衷。从长远来看，宜于废止法庭审判阶段的补充侦查，同时建立健全检察引导侦查、公诉审查、撤回起诉、司法业务考评等配套制度，以契合审判中心之要求和庭审实质化之价值。

司法精神病鉴定实践中的主要问题表现为鉴定意见的信度不足。这一方面源于涉及精神医学、心理学、法学在内的司法精神病学本身属于交叉学科，学科间话语系统融合存在困难；另一方面，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对象本身存在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方面的复杂性。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执法、司法领域的普及应用，以及算法、算力、数据的不断成熟，遵循新型技术嵌入精神病学、心理学而产生新型理论的“一级嵌入”与新型理论嵌入司法精神病鉴定实践“二级嵌入”的“双嵌入”路径，采用“分块开发”“系统整合”“流程整合”三大操作程序，并借鉴人工智能技术中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心理计算技术和智能辅助决策技术资源，能够直接回应并一定程度解决司法精神病鉴定实践中信度不足的问题。这为人工智能辅助鉴定系统的研发，赋能司法精神病鉴定实践提供了可能。

我国关于主观要件的证明已实现三大转变：一是证明依据由“主观性证据至上”到“客观性证据优先”；二是证明对象由“主观要件优先”到“客观要件优先”；三是证明方法由“思路单一”到“对策多元”。主观要件证明难题的解决需要实体法与程序法协力并进。实体法层面宜改采要素分析模式，允许在一罪名内部存在不同性质的主观要素，不以行为人对后果的主观态度作为罪过唯一的判断标准，承认主观要素在刑法规范层面存在位阶关系。要素分析模式符合罪责原则，与我国推行的陪审员制度改革精神契合，且符合疑罪从无的要求，可以显著降低证明难度。

从诞生至今，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规律内容及其表现形式，善于结合中国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创新，在艰难曲折的探索中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和研究经济理论总体上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以直接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源理论”分析指导中国实践为主要特征，后两个阶段转向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源理论”并形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支理论”。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的话语创新过程就是提炼总结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并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经济学说的过程。

在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阶段，我国行业协会商会应当重新定位自身功能。已有研究认为，不同场景下的行业协会商会功能分别受到会员逻辑、影响逻辑、公共逻辑的型塑，但少有文献探讨上述三种不同逻辑融合如何影响行业协会商会的常态化功能发挥。文章构建了“行业协会商会在会员逻辑、影响逻辑与公共逻辑融合驱动下推动共同富裕”的分析框架。基于案例研究发现，我国行业协会商会通过组织联盟与数字化改革等方式促进会员逻辑、影响逻辑与公共逻辑的融合：坚持以会员逻辑为基础核心，激发各类会员的活力和能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公共逻辑为价值主导，追求社会公共利益，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以影响逻辑为有力支撑，提升政府治理效能，支持高质量经济发展与高水平社会治理，进而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质性进展。行业协会商会推动共同富裕实践有利于形成共同富裕社会格局、优化共同富裕治理体系。

将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拓展为基于国有企业属性的“属性责任”分析框架，以国网浙江电力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考察国有企业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实践面向与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呈现出系统内防控、自愿性公益、执行式参与、主体性治理四类行为，体现了市场属性驱动其履行市场责任的市场逻辑、社会属性驱动其履行社会责任的社会逻辑、政治属性驱动其履行政治责任的政治逻辑、公共属性驱动其履行公共责任的公共逻辑。文章创新了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分析框架，回应了否定国有企业需要履行多重责任的理论质疑，阐明了国有企业需要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履行多重责任的内在逻辑，提出了优化国有企业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制度环境的政策建议。

地方干部是理解我国行政系统运转的基础，他们的行为深受行政系统注意力分配的影响。疫情早期受到系统性风险冲击，行政系统功能不彰，可从三个层面理解：面临制度间隙与危机情景，地方干部热衷承担过程性责任，规避结果性责任；传统激励机制惯性牵扯了突变情境新激励机制的效果；行政系统“死机”与疫情信息“黑洞”并存。面临这些挑战，最高决策层通过权力权威、激励与资源配置三种制度化方式引导干部群体注意力分配，有效推动行政系统由“多任务”转变为“危机处理”。结果显示，我国迅速取得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双推进，彰显了“中国制度”的优势。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养老的核心问题已从解决贫困和物质匮乏转变为如何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积极老龄化的精髓和核心即是社会参与，主动积极的社会参与有助于老年人获得尊敬和尊严，感受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然而，负面的老化刻板印象、消极特征取向的涉老研究，阻碍了积极老龄化的推进，不利于老年人精神需求的满足。基于对老龄化困境、老化刻板印象、精神需求内涵等方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在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的社会背景下，建构城市养老与乡村振兴的“双赢”机制，利用美丽乡村的环境优势和闲置住房，助力城市养老，同时发挥城市老人的智力优势和知识技能，添翼乡村振兴，不但有助于解决乡村振兴的人才瓶颈，更重要的是满足老年人自我实现等高层次的精神需求。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共同构成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目标。在政策支持下，易地扶贫搬迁基本完成“搬得出”的阶段性任务，但就可持续发展而言，“稳得住”“能致富”更为重要。以陕南秦巴山区H县“138模式”为案例，本文将搬迁户的经济生产、社区生活整合进“生产—生活共同体”的框架内，总结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的微观机制。研究发现，党建引领提供了运行动力，组织再造提供了运行基础，协同治理构成了基本运行方式。以上述三项微观机制为基础，“138模式”能够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提供客观条件。生产—生活双重导向与安置社区内的空间聚敛，构成“138模式”不同于其他后续帮扶方式的重要特征。最后文章提出加大政策关注力度、构建“生产—生活共同体”、开展组织建设和鼓励协同参与等政策建议，以实现易地扶贫搬迁的长期目标。

当前司法改革中，强制指定辩护制度成为实现律师辩护全覆盖的重要方式，但尚存在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强制辩护制度与强制指定辩护制度的根本目的均在于保障被追诉人获得律师辩护。域外强制辩护制度在适用范围、启动方式、适用阶段、辩护自主性问题以及法律救济方面具有较为成熟的经验。对我国而言，强制辩护制度对于完善强制指定辩护制度具有启示意义，可以在量刑标准、诉讼程序、诉讼全阶段方面着力扩大适用范围，明确违反强制指定辩护制度可能产生证据资格和程序效力否定性后果，构建法律援助辩护律师选择制度以及健全强制指定辩护质量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