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口”和韩语“?”的基本意义都是“人呼吸、进食和说话的器官”，在此基础上都有相关性和相似性扩展，其扩展动因是转喻、隐喻以及规约的内心意象。汉语“口”和韩语“?”尽管在扩展细节上有诸多差异，但基本认知原则是一致的，这反映了当代语言学的基本精神，即人类语言的共性总是大于其个性。

现代汉语中的三个“也好”在语法特征上形成一个“句法→准词汇化→词汇”的虚化等级；“也好1”的语义特征是表达同向近量的类同关系，“也好2”的语义特征是在差比状态下的主观性让步，“也好3”的语义特征是任选性让步条件下的全量列举。

紧缩构式是汉语中一种特殊的句法结构。文章运用构式语法理论，提出并界定了“紧缩构式”这一概念，区分紧缩构式与紧缩结构,构建紧缩构式范畴系统，并对紧缩构式的语块构成、形式标记类型、关联词语的跨词类构成等相关句法结构特征进行分析。

文章利用语料库检索软件Antconc，对莫言的小说《蛙》从主题、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首先，利用Antconc的主题词功能提取出主题词并进行归类，结果不仅印证了《蛙》的主题与计划生育密切相关，而且也反映出《蛙》与莫言其他作品之间的延续性以及作品中乡土立场和人文立场的统一。然后，利用Antconc的索引功能对主要角色“姑姑”进行检索，对每一条检索结果根据其描述内容和情感倾向做了人工标注并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对“姑姑”的感情生活、容貌性情以及身世等方面看似与主题无关的描写实际上对小说人物塑造、情节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历代帝王巡游中，清代乾隆皇帝的六次南巡最为世瞩目，其频率之高、规模之大、影响之重及后世传闻之广，堪称旷古未有。南巡期间，乾隆命画师相随，将江南名园、景致摹绘成图，大量仿建于北方御苑行宫。这种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植”效法行为，为皇家园林体系注入了新的生机，成就了清中期皇家园林的空前鼎盛。同时，它更促进了江南形象的塑造与传播。这种移植仿制行为，是出于“视听享受”还是为“吏治民生”？对此，皇帝本人也在不断地寻求冠冕堂皇的悖论诠释。

人类的想象力,深刻影响着空间的表征形式。在启蒙现代性的规划之下,空间开始成为资本与权力的想象媒介,其在人类世界产生了极大效应。当合理的想象,逐渐衍化为过度的滥用与误用,空间便将成为资本与权力的附庸,使空间本有的人情伦理得以异化。对资本与权力这两种现代空间的想象表征进行批判,并非只是借此来反思现代社会的文明进化和资本主义的制度结构;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此二者的批判性分析,来唤起人们对现代空间品性的重新认识。

主权国家与国际社会承担着保护其人民免遭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的责任。在出现国内动荡或武装冲突等危险情势时，为了免遭可能或已经开始的严重人权侵害，人民往往大量地逃离本国，寻求在他国获得避难和保护。在是否给予避难保护的问题上，被请求国的义务与裁量权需要得到明确界定。“保护的责任”并没有对被请求国施加“必须接纳”的强制义务。难民国际保护制度为被请求国保留了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对于“保护的责任”情势下的避难寻求者，国际社会应当运用“临时避难保护”制度。在给予避难保护的义务与裁量权之间实现必要的协调平衡。

无救济则无权利，对女性权益保障而言，在司法过程中纳入社会性别视角是非常重要的。实现这一目标有多种途径，但其他途径或者不足以转化为法官的自律，或者无法改变根深蒂固的男性视角，因此其有效性令人怀疑。任用更多女法官这一措施则不同，女法官拥有不同于男性的生活经历，因此在认定案件事实与适用法律上遵循了一条与男性不同的进路，她们对女性的境遇、情感和需求有更多的关注和更真切的理解，并且能更好地保障女性的话语权，让女性当事人得到作为程序主体应有的尊重。正是由于任用更多女法官对司法过程中社会性别视角的纳入有直接、有效的促进作用，对保障女性权利会带来毋庸置疑的好处，因此其应当被采纳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理论的提出，对于构建幸福中国、建设创新型政府等战略决策，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政府管理创新和服务型政府建设，都是很好的研究支点。这既为中国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巨大空间，也为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必须根据转型期中国公共服务的实践发展和现实需要，选择更具有战略性和针对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进行研究。现实地讲，公共服务的理论与实践、成本与绩效、体制与机制等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理论与方法近期亟待研究的重点和主题。

作为资源配置的两种制度安排，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经济理论关注的焦点问题。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指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既是政治学又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一个政府同另一个政府的最大不同，在于市场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场的程度。”在市场经济中，经济运行主要是借助市场交易来达成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实践证明，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机制，市场在发展经济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显示出了巨大的优越性。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客观上存在着市场调节所不及的领域，换言之，市场会失灵。市场失灵的存在便为政府干预经济找到了充足的理由。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政府干预也并非完美无缺。“应当认识到，既存在着市场失灵，也存在着政府失灵。”从“市场失灵”到“政府失灵”表明，作为配置资源和协调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机制或制度安排，政府与市场各有其优缺点，必须从理论上厘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基本关系及其作用边界，并探讨如何实现政府和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化组合，从而“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始终是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的中心问题。市场是迄今为止资源配置的最佳手段，应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市场会失灵。政府纠正市场失灵则必须要顺应市场的发展，而不是替代市场，因为政府失灵的后果往往比市场失灵更具灾难性。

假设有5个人，张三不喜欢喝酒，李四喜欢喝白酒，王五喜欢喝红酒，赵六喜欢喝啤酒，孙七喜欢喝黄酒。对市场来说，酒是好东西，但是对张三来说，酒并不是个好东西。对其他人来说，酒是好东西，但是具体的酒，对李四来说白酒是好东西，对王五来说红酒是好东西，赵六啤酒是好东西，黄酒对孙七是好东西。所以，宏观上酒是好东西，在微观意义上有很大的差异。宏观意义上酒的生产量和消费量，必须考虑微观意义上的个性差别。否则宏观数据没有什么意义。如果这几个人自己吃饭，显然，张三不会喝酒，李四会选择喝白酒，王五选择喝红酒，赵六会喝啤酒，孙七当然会喝黄酒。理由很简单，每个人都会选择喝自己喜欢的酒。他们这时是自由的人，他们的治理结构是散在的、无中心的。每个人为自己做决策，每个人为自己的决策付出成本，并获得自己喜欢的收益，皆大欢喜。这就是市场的治理结构，其特征是散在的、无中心的，每一个个人就是决策中心，而且成本收益是对称的。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系统重要性”这个词语频现各大媒体。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前提是有效识别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缺乏有效识别，监管就是无根之水。本文以“系统重要性”这个短语为中心展开，从“系统重要性”的含义出发，详细讨论了国际上“系统重要性”的定义及决定因素，并从定量与定性两个维度讨论了“系统重要性”评估的国际做法，最后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危机救助提出政策建议。

在我国地方金融快速发展背景下，加强地方金融监管势在必行。本文基于金融监管的基本逻辑，在分析地方金融监管现状的基础上，指出了地方金融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了规范我国地方金融监管的可能路径。研究认为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可按以下设想逐步推进：厘清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权的边界；建立健全地方性金融监管规章；组建统一的地方金融监管机构；逐步充实地方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责权；完善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自身建设。

金融服务消费者进行效用最大化选择时的“经济理性”具有丰富的经济社会学内涵，私人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由正式契约和信任机制等隐性契约共同构建。中国私人银行面临着规模扩张与盈利不佳的问题，如何满足高净值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是难题破解的关键。分析表明，家族主义、社会网络、“人治”传统、制度缺失等中国社会所特有的信任机制，促成了中国高净值人群对于私人银行服务的家业传承需求、社会关系寻求、融资需求、投机偏好和安全感寻求。对于中国私人银行的未来发展，信任观念的培育和制度建设无疑是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但加强风险管理，谨防声誉风险应为当务之急。

本文对区域间产业结构相似性的测度方法及我国区域间产业结构相似性变迁趋势及原因进行了简要回顾。选定相关指标，对我国区域间制造业结构相似性趋势给出判断。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区域间制造业结构相似性呈先下降后上升再趋下降的态势，且改进克鲁格曼指数与重合度指数完全一致。实证分析了我国制造业结构相似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政府行为对区域间制造业结构相似性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资源禀赋差异、运输成本差异、地方保护力度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与制造业结构相似性呈负相关；前一期滞后项、政府直接投资差异与制造业结构相似性正相关。基于对区域间结构相似性趋势的判断以及实证分析的结论，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