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类早期文明中，美感的总特征是以实体之神为主和以神庙为主的美感体系，具体来讲，又可分为以埃及为代表的人兽一体之神为主，以两河为代表的人兽相伴为主，以及从克里特到希腊的人形为主、中国的以天地四方为结构进行安排的人体和物饰一体，印度的把历史演进整合为神的多面形象的美感体系。

孔子民本经济思想溯源于三代，特别是西周以来传统德治思想与宗法制度的长期影响，是孔子仁学思想在经济领域的自然展开。其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居敬行简”的治民观、“敛从其薄”的税赋观、“宁俭毋奢”的节俭观、“取物有节”的生态观、“无信不立”的诚信观、“待贾而沽”的货殖观等，基本要义是惠民、富民。孔子民本经济思想开启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源远流长的“以民为本”优良传统，在新时代的语境下对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城市空间生产的资本逻辑与政治性，使得空间非正义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贯穿城市化的历史与当前，并且将无可避免地向未来延续，也成为城市批判话语的重要视域。而科幻关于未来城市的想象，还通过技术维度凸显此一问题，并与现实城市之间形成互文和张力。科幻电影以技术想象来进行城市景观生产，从而对空间生产中的非正义问题进行激进表征，并通过反抗叙事来展示空间政治斗争的路径。以《大都会》《极乐空间》《雪国列车》等科幻电影为例，它们分别通过纵向对立、漂移隔离、横向浓缩等激进技术景观生产，来直接展示未来空间非正义的科幻城市形态。而这些科幻电影遵循文化消费逻辑的景观生产和反抗叙事，虽然蕴含着不同的话语策略，但都呈现出以二元对立为模式，从而将空间非正义及其反抗简单化的倾向。

《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经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20年12月18日签署而正式生效。该法案直指在美上市的中资企业，将两国证券监管合作的矛盾和分歧上升到金融脱钩，使得在美上市的中资企业面临下市和被迫退出美国资本市场的风险。《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是近年来中美两国贸易摩擦向金融领域的延伸，也是美方提出的“脱钩论”在贸易和投资领域之外的纵向发展。中美贸易冲突不仅没有随着《中美经贸协定》(第一阶段)的签署而得到缓和，反而在新冠疫情之后继续加剧，并且向金融、科技和教育等领域蔓延，中美两国“脱钩论”甚嚣尘上。美国加紧在金融领域通过法律战的方式推进中美“脱钩”，对中资企业在美上市融资构成现实威胁。中国应该通过法律的方式，在技术层面应对中美监管合作，化解和弱化双方的监管合作矛盾。

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司法乱象丛生，在于财产契约属性的民商事规则取代共同生活的婚姻纠纷考量规则的价值取向偏差，突破了合同相对性而过度保护债权，亟待以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的中西法传统比较为镜鉴，正本溯源。夫妻共同债务中所借债务为了婚姻关系符合伦理和法理正当目的的属性不同，由此形成特色迥异的认定原则。我国同居共财的吸收原则，迥异于罗马法基于意识自治的分离原则，相互交汇于共同生活的统摄原则。吸收原则很难内生性进化发展，但有利于婚姻关系共同体的稳定，而分离原则易于矫枉过正，治理成本极大，却尊重个人独立。故惟有以致中和的夫妻债务认定理念来构建防范债权风险的制度，并落实在救济弱者的司法裁量中，方能解决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标准的根源问题。

作为以法治方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制度，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方面日益受到重视，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制度优势。同时，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在实践中面临着授权范围不明、受案范围有限，公共利益受侵害的判断标准不明，案件线索少、调查取证困难，涉未成年人行政检察公益诉讼起诉对象确定难等问题，影响了该制度的实践效果和未来发展。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的优化路径是，拓宽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的案件范围，明确公共利益受侵害的判断标准和起诉对象，拓宽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的线索来源和调查手段，加强内外机关部门的协调配合。

终身监禁是将“牢底坐穿”吗？对此需要从法教义学的视角对终身监禁变更执行中的争议问题进行分析。终身监禁不是《刑法》第50条第1款死缓变更的例外规定，被判终身监禁的罪犯在死缓考验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为25年有期徒刑。终身监禁中“不得减刑”的规定不是《刑法》第78条“可以减刑”的例外规定，而是该条“应当减刑”的例外规定，罪犯在终身监禁执行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不能减为有期徒刑，而应继续执行终身监禁。终身监禁不是《刑事诉讼法》第265条暂予监外执行的例外规定，对于被判终身监禁的罪犯可否暂予监外执行，应当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65条的规定予以确定。总之，判处终身监禁并不意味着罪犯一定要将“牢底坐穿”，执行终身监禁则意味着罪犯要将“牢底坐穿”。

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经济全球化战略转型的重大选择。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可以作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理论和实践研究的一种切入视角。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技术大变革之下全球价值链分工动态演变和深化的理论逻辑使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规律自然演进的历史逻辑使然，更是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需求端、供给端和制度端发展条件变化的现实逻辑使然。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总体框架可以概括为：首先，基于内需市场构建国内价值链，形成国内大循环；其次，实现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深度对接，以国内大循环带动国际循环；最后，以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循环，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中的政策实施重点在于，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在国家“六稳”、“六保”的政策目标下，稳定房价具有较大现实意义。基于中国267个地级市2006-2018年的面板数据，通过联立方程模型实证研究地方财政支出、人口迁移以及预期对房价的影响。结果显示，市场对房价上涨的预期是推升房价上涨的主要因素，此外，全国层面的房价受到地方财政支出资本化的正向作用，东、中部地区房价受到人口迁移数量的显著影响，西部地区房价受到第三产业占比的支撑。因此，稳定房价的关键途径是维持购房者的市场信心，确保人口流入有助稳定东、中部地区房价?确保第三产业发展则是 稳定西部房价的重要途径。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高房价均为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的重要特征，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住房财富效应的影响对于房价调控、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检验人口年龄结构对住房财富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老年抚养比和幼年抚养比升高显著增强了住房财富效应，且幼年抚养比升高对住房财富效应的影响更大；进一步，老年抚养比和幼年抚养比对拥有大产权房产家庭和低房价收入比家庭的住房财富效应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拥有小产权房产家庭和高房价收入比家庭的影响不显著；并且，幼年抚养比对家庭住房财富效应的正向影响在高房价地区更为显著，老年抚养比对其的正向影响则在低房价区域更显著。

“乡土中国”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社会事实。土地问题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也是深化改革的关键着力点。优化地权配置，通过土地流转提高农地利用效率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从地权配置角度切入，剖析乡村振兴与农地流转之间的内生关系，探究了当前农地流转的成绩、不足以及困境，以图耦合地、人、业、钱等要素的关系。为推进农地流转体制机制创新，应当加快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建立健全网络化的农地流转市场并充分监管农地用途，合理界定相关权利主体及其行为边界，激活土地的多层次权能，促进现代农业与小农户有机衔接，同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农地流转的后顾之忧，殷实农民获得感。

既往关于社会学与经济学视角融合的讨论多集中在历史脉络和经典文本之上，从转型中的“产权问题”出发，透过产权分析的社会维度来探究社会学和经济学融合的路径和方向。中国改革以来产权变迁的整体进程呈现为一种“产权连续谱”，在同一体制，甚至同一组织框架内，国有产权、集体产权、个体产权等多重产权形态的并存互融构成中国产权实践的重要特征。产权社会学强调产权是对资源占有的社会认可。产权界定的社会合约性以及多维度性，为解释以公有产权制度为原点的中国产权变革进程提供了一种有说服力的分析框架，也是对产权经济学视角的一种重要补充。

女性创伤叙事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价值。作为文化记忆的创伤、作为认同困境的创伤和作为个体体验的创伤是当代女性创伤叙事的基本图景。那些具有大事件性质的“缠绕式”的创伤是历史的骨架和关节；历史演进中各种新的创伤是具有时代症候的特质呈现；历史和时代之外的个人创伤构成历史骨架之外的血肉和脉络。当代文学的女性创伤叙事呈现出三个可能的维度，从女性创伤出发，又超脱出性别的界限，将女性创伤叙事的视野和层次提升到两性、国民甚至人类的高度，形成一种现实主义的人文情怀，显现出更为广阔的形态。

企业合规作为一项重大法学前沿交叉课题，得到我国刑事法、公司法、行政法等多个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以合规在中国的引入和理论调适为主题，我国学者主要从企业合规的性质与功能、公司合规治理的理念与结构、企业合规与行政监管模式、企业合规与单位刑事责任、企业合规引入公诉的方式等五大板块展开学术研究和争鸣，业已产生一批重要理论成果。在未来，企业合规研究需要一次法学方法论上的转型，以比较法研究为主线的介述性研究和以提出制度改革建议为目标的对策法学研究可告一段落，从本土合规改革经验中提炼中国化的原创性合规理论，将成为企业合规研究的主要学术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