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履行制度处于整个合同法律制度的核心位置。相较于其他各国民法典，我国《民法典》合同编对合同履行规则的立法安排具有自身特点：“履行”的指向为“合同”而非“债之关系”，根据合同关系的发展过程规定“履行”，“不履行”被作为违约形态纳入“违约责任”一章。《民法典》合同编在《合同法》的基础上，对“合同的履行”作出优化法定补充规则、衔接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完善情势变更制度等实质性修改以及若干形式上的修订，同时增补了“绿色”原则、债的履行规则以及“涉他合同关系”之规范。《民法典》合同编对政府指导价格及政府定价的执行、不安抗辩权的构成、债权人原因所致债务人履行困难等规则的保留值得肯定，但“当事人变化对合同履行的影响”之规定则无必要。《民法典》合同履行规则的缺憾包括合同履行原则不合理、债的履行规则不完备、“涉他关系”之规范不适当等。

《民法典》中的法定解除权基于不同法定事由产生，但在法教义学上有统一的基础。一是它们均导致基于不同角度判断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二是法定解除权使当事人摆脱合同义务，重获行动自由，且通常产生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民法典》合同编通则中的法定解除权规范蕴含了效率、公平、诚实信用等不同理念，分则中的解除权规范多为通则规范的具体化，但也包含对当事人之间的人合性、法益权衡等的考量。法定解除权的终极正当性依据需要从当事人的合意中寻求，法定解除权与契约自由并非扞格不入，但前提是立法者对当事人美德的想象。与《合同法》相比，《民法典》强化了合同解除在终结合同僵局、建构当事人新法律关系方面的功能。但解释论还需澄清法定解除权的一般要件、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中解除权的衔接、固定期限继续性合同履行中的僵局等问题。

《民法典》第787条以现行《合同法》第268条为基础，对定作人任意解除权作出了规定。该制度的规范目的在于保护定作人利益，并避免社会资源浪费，任意解除权应限于承揽合同的定作人，不应类推适用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发包人。在时间要件上，该解除权只能在承揽工作完成之前行使；在主观要件上，定作人行使任意解除权时应排除承揽人违约的情形。定作人行使任意解除权应符合解除权的行使程序，但在行使效果上，应注意其与法定解除权的区分。定作人行使任意解除权在本质上是一种须承担对价的单方终止，对该条所定的赔偿范围，应采“报酬请求权”解释，即承揽人有权请求合同约定的报酬以及因合同解除而增加的费用，但其因合同解除而节约的成本应予扣除。

中国诗论中“吟咏情性”与“吟咏性情”有着巨大的不同，标志着两种诗学理路。“吟咏情性”的主要内涵是“情”，是由“感物”而来的“感”情，与“性”的关系不大；而“吟咏性情”的主要内涵则是“性”，由“性”而来的“情”。早期理论以“情性论”为主，宋明以来则主要是“性情论”。“情性论”的“情”个体感性维度明显，“性情论”的“情”则理性色彩突出，从“情性”到“性情”的重心转移显示了中国诗论理性化的价值取向。要用“情性”与“性情”的双重视野来看待中国古代诗论中的“情”才较为全面。在这种双重视野下来审视中国的“抒情传统”，则会有不同的答案。

美国梦是美国文学的传统题材，所以，美国作家的创作大都会涉及此命题。面对世纪之交的风云变幻，年轻的德莱塞也以自己的耳闻目见为素材，在《嘉莉妹妹》中书写了自己所理解的美国梦。不过，他的见解未落入传统认知的窠臼，“颠倒”倾向明显。当然，这里的“颠倒”含义不再是通俗意义上的“倒置”“错乱”，而是蕴含了反传统的写实意味。在《嘉莉妹妹》中，德莱塞通过书写性别、诉求和途径三个维度的“颠倒”，试图重新厘正传统美国梦内涵中实践方面的偏差。同时，“颠倒”的举措还体现出他对“大转折的年代”里女性权益的维护，对消费时代下欲望主义的肯定和对资本垄断时期“公平道义”的倡导。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以来，在提高诉讼效率方面效果显著，但同时也伴随着架空程序正义的风险，律师实质性参与是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之正当性基础。加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动着协商性司法的进程，中国特色的控辩协商机制来日可期，律师的有效参与更应成为完善制度构建的应有之义。然而司法实践的现状与制度设计的初衷相去甚远，律师分别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各诉讼阶段发挥不同作用的同时也面临不同的参与困境。结合域外经验加以审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框架下的律师参与存在辩护理念和立法规制的双重缺失。具体而言，应推动有效辩护的理念建构和精细值班律师的制度建构，探寻律师实质性参与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合理路径，从而有效保障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助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健康推进。

从“推进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到“加快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体现了我国政党治理法治化的发展趋势。法律的政治化与政治的法治化是近代以来世界民主法治建设的基本发展特点，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应当以法治与政治的统一性原理建构其理论基础。要以政治性引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确保其规范内容上体现先进性、规范目的上聚焦领导力、规范渊源上关照实践面。同时，更要以法治性补强以往党的制度建设的短板，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加快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增强其概念的可通用性、体系的可衔接性、执行的可协同性。

一种流行的对现代货币理论的批评认为，现代货币理论忽视了金融市场在货币创造中的主体地位；现代货币理论的错误认识会导致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这种反对意见不仅误解了现代货币理论，而且建立在错误的历史观上，忽视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首先，现代货币理论形成了包括商业银行和政府在内的对货币等级结构的完整认识。其次，在历史上，财政作为货币创造主体的作用并没有让位于商业银行体系，相反，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国家财政的作用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再次，政府的货币创造具有生产性的一面，它在推动创新和生产力发展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府创造和回收货币并不是剥削，而是国家的公共目的所使然。最后，货币创造主体的制度设计及其争论的问题本质上是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在《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中，布尔迪厄区分出了三个等级层次的文化趣味（生活风格）：合法趣味、“中产阶级”趣味和民众趣味；进而，通过将“趣味”（生活风格）与“习性”关联，凸显了“文化趣味”在标识和维护身份等级及其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性，而一些美国学者在布尔迪厄著作的激发下所做的研究则质疑了这种重要性。在看待不同的文化趣味、生活风格时，欧洲人更倾向于从等级高低的角度来评判，而美国佬则相对更强调类型上差异；这种审视视角的差异，根源于欧美不同的历史所形成的社会结构性差异。看待文化趣味、生活风格的不同视角，关联着社会尊敬的不同形态：越是倾向于从等级高低的角度来审视，则越会形成“不平等社会”式的尊敬形态，而越是倾向于从多样性、类型化的角度来看待，则越有可能形成“平等主义”的尊敬形态。

作为中西方现代审美启蒙观念的奠基人，康德和王国维关于人类情性教化的具体思路却未尝相同。在晚年康德笔下，“黏液质情性”的地位超过了“黑胆汁质”情性，其中体现出其以禁欲主义的无功利化审美方案疗治忧郁情性的动机。相比起康德的方案，王国维在相信“不可爱”的人性论现实的同时，更渴望保留“可爱”的人生理想和生命激情。出于这一动机，王国维借助叔本华的学说，提出关于“势力之欲”的生存本体论，从中发展出一套用良性嗜好取代恶性嗜好的务实的情性疗治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