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范沉潜乡村，从事私塾教育，是杨氏由经济富户转向文化家族的开始。正是有了教育积累，镜川杨氏逐步成为科举家族，他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在理学上，介于慈湖心学与程朱理学之间，擅长《易经》。在史学上，曾与修地方志、实录资料。尤其擅长诗歌创作，是明初宁波著名诗人之一。由杨范可以一窥明代前期底层塾师教育生活方式及学术活动。

中国古典诗歌按照加速度的原理发展，至清代而达到极度繁荣。迄今仍有作品传世的清代诗人，少说也在十万人以上，超过此前历代诗人总和的若干倍。但他们的生卒年，目前能够现成查到的，仅仅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日后像编纂《全清诗》以及地方诗歌文献之类，这都会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因此，从有关原始资料不断补充考察清代诗人生卒年，的确很有必要。本文以十位杭州诗人为中心，在这方面做些探讨。

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大都存在着一个因边塞的位移而影响边塞诗情志的问题。文章以唐代的边塞与边塞诗为例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它相关问题，认为有唐一代边塞诗情志的演变，与大唐王朝边塞的位移密切相关但并非完全同步。大致看来，初唐边塞诗由于朝廷开疆拓土并实行羁縻州府制度，从而使得当时疆域虽然最为广袤但并未体现在边塞诗上；盛唐与唐太宗、唐高宗时期相比领土大为缩小，但由于西域实行都护府管理，以及文人士大夫的游边入幕乃至参政，于是形成了盛唐边塞诗的兴盛及其风神、气骨；安史之乱，导致大唐疆域的中原化和边塞的内移，从而直接造成了中晚唐边塞诗萧瑟哀怨的风格。

曾长期居于世界前列的中国文学，为人类的进步奉献了自己的珍藏，对亚洲特别是对东北亚产生过犹为深钜的影响。这种影响，接受国日本的学者比之为“阳光”。日本填词之学，就是直接吸取这“阳光”而诞生的新兴文学样式。明治时期是日本词学的黄金时期。森槐南是这一时期“首屈一指”的词人。他突破传统观点的束缚，卓然特立地追摹苏轼、辛弃疾而进行新人耳目的创作：拓展题材，以词悯农；冲决体式，以词代柬；新变手法，以词畅怀。同时，他还在理论上崇尚苏轼、辛弃疾：独表心志以接武东坡；比拟苏辛如天孙织锦；标举作品为推称范例。这些别开生面之举，不仅在日本填词史上具有重大功绩，而且在中日文学关系史上也是值得重视的一页。可惜至今对其研究者为数寥寥。

肖像权是自然人享有的重要人身权。肖像利益是肖像权的客体，既包括人身利益也包括财产利益。角色形象不属于肖像权。肖像权包括肖像制作权、肖像使用权和肖像利益维护权。对肖像权的限制应限于法律明文规定。

人格突破民法、超越宪法，是一个伦理概念。伦理人的演进主导了人格的发展。罗马法上的身份与伦理人无关，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人格。伦理人移植于近代私法后，以权利能力为工具演化出权利主体、人格权两个概念。现代私法则完成了主体的具体化、人格权立法的独立，并导致了伦理人格的入宪。私法人格具有“四元”结构：作为技术人格的权利能力，作为法律人格的法律主体，作为事实人格的人格权，蕴含伦理人格的人之尊严条款。

隐私权是作为个体的人所拥有的并保障其生活安宁与独立的一种重要人格权。因此隐私权是一种非常个体化的权利。但是在家庭成员由于共同生活的便利性以及家庭“团体性”的特征，使得侵犯隐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并且由于家庭成员关系的特殊性而并未获得应有的关注。本文以隐私权冲突为视角，运用比较法的方法分析父母子女之间的隐私权冲突与夫妻之间的隐私权冲突，并且通过对中国现有司法判决中的相关案例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提出了隐私权冲突的权利优先判断准则。

信用是关于社会主体经济能力以及履约意愿方面的社会评价，在现代社会征信体系背景下，征信机构的信用评价具有了决定性意义。个人征信体系下的个人信用权也表现出一系列的特点：对于信用权的侵害主要表现为个人信用信息的报送、收集、处理的不准确；信用权的内容更多地体现为个人对信用信息的查询、告知，以及更正、删除错误信息的权利；信用权的保护中，举证责任应当倒置，机会损失应当尽量赔偿，过错标准要客观化。除民法典人格权编整体规定信用权外，在征信单行法中应当对个人征信体系下的信用权作出一些特殊规定。

基于我国刑事执行权配置的现状和问题，需要遵循权力制衡与效率相协调、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刑事执行权行使公开化和社会化等原则，予以进一步优化。具体构想包括：建立健全刑事执行权配置的法律规范体系，统一刑事执行工作的领导机关，革新刑事执行权配置的方式，改革与重构减刑、假释程序，强化对刑事执行权行使的检察监督。

基于契合来发展理论必须有广博的知识，这不仅对自然科学是如此，对社会科学尤其如此。究其原因，社会现象比自然现象更复杂、更多变，社会制度的调整更牵涉复杂的利益关系。正是由于任何社会问题的处理都不是孤立的，必然会与其他社会关系牵涉在一起；因此，要真正理解社会现象，就必须尽可能地扩大知识的范围，要求进行跨学科的教育。不幸的是，随着独立的经济学院与经济学位的设立，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距离越来越拉大了；结果，不但经济学的学生很少学习其他学科的知识，而且经济学依靠复杂的数理模型构筑起来的封闭体系也使得法学等学科越来越望而却步。同时，受“分”的思潮影响，目前学术界盛行着这样一个极大的误见：“专”即是“深”，而“通”则意味着“泛”。但实际上，对知识“深”的界定并不在于我们获得了什么样的知识，更在于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了原有的知识并在此基础上有了发展创新。

本文分析了过去15年来中国股票市场在经济周期的四个不同阶段的强势行业的表现，并与美林模型关于美国股票市场在经济周期中不同阶段的行业效应进行了比较。美林模型对美国股票市场行业效应的分析，是基于美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周期特点而展开的。本文重点分析了上述差异的成因主要在于中美两国在经济结构和周期波动特征方面的差异，指出中国资本市场在过去的经济短周期中，行业效应与投资驱动的经济结构和周期特征高度相关。

企业社会责任与品牌资产关系尚未明确，究其缘由，以往研究忽略了对信息传递方式的分析。本文在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基础上，将信息传递方式引入模型，将Howard的消费者决策模型作为理论依据，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不同维度(环境责任、社区责任和消费者责任)和信任及品牌资产(品牌联想、感知质量和品牌忠诚)的作用关系，并分析了不同信息传递方式在企业社会责任和信任作用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企业环境责任对品牌忠诚和品牌资产作用关系显著；社区责任仅与品牌联想的作用关系显著；消费者责任通过信任间接影响品牌资产及各维度。信息传递方式在企业社会责任和信任作用过程中存在调节效应。

本研究以中国创业板首批上市公司的792个创业团队为样本，从财务和人本角度研究了创业团队组成特征对企业研发强度的影响。结果发现：创业团队教育水平与四类研发强度均显著正相关，职称水平与员工人均研发费用显著正相关，平均年龄与研发费用占总资产比例显著负相关，职称水平异质性与研发费用占总资产比例、员工人均研发费用显著负相关；创业团队组成特征和人本角度研发强度的相关显著水平高于财务角度研发强度；董事长个人职称与员工人均研发费用显著正相关，创业团队特征能解释更多的研发强度变异，支持了高层梯队理论。

针对西方文学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出版了数量庞大的研究成果。我国西方文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文学史研究，这类成果研究侧重教材的编排体系；第二类是断代史研究，如古希腊文学史、文艺复兴文学史、十八世纪文学史等，这类成果按照史学方法展开，但较之文学史范围相对深入；第三类成果是针对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的研究，如象征主义诗歌、存在主义小说、荒诞派戏剧等；第四类就是针对某个作家作品的研究。这四类研究成果背后是四种研究范式的体现，特点名异，各有贡献，构成了我国西方文学研究的主体。针对20世纪西方文学研究的专家在上述四类研究成果中，仅仅是新世纪以来便出版了数十部相关成果。以“20世纪西方文学”为相关主题词的研究成果中，除了一些教材外，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有柳鸣九所著《二十世纪文学中的荒诞》（1993）、王宁所著《多元共生的时代：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2000）、李森著《荒诞而迷人的游戏：20世纪西方文学大师、经典作品重读》（2004）、龚翰熊著《20世纪西方文学研究》（2005）、刘春伟所著《二十世纪西文文学作品的生态哲学思想的格式塔分析》（2012）等，上述作品在本质上还是依社会与历史批评方法，对20世纪西方文学进行断代史研究，强化文学发展过程中历史与现实对其的影响并整理出相应的文学史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