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首创，是浙江省奋力打造“重要窗口”的必由之路。在实现绿色主导、生态优先、环境美丽、资源高效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进程中，浙江省始终“以更高的标准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以更大的范围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以更强的力度推进资源高效利用、以更广的视野推进美丽城乡建设、以更大的力度推进生态科技创新、以更严的要求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为主要抓手，旨在打造以“生态经济主导化、生态环境景观化、自然资源循环化、全省一体化大花园、绿色科技创新自主化、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化”为主要表征的“重要窗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窗口”是“理论、实践、制度”三位一体的硕果体系，充分彰显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共识业已形成，中国日渐成为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的大背景下，应对气候变化理应成为浙江建设“重要窗口”的核心组成部分。为此，浙江必须持续推进产业、能源和运输等领域的结构性减排，实现高质量碳达峰；采取超常规措施挖掘自然碳汇和人工碳汇潜力，尽早谋划碳中和实现路径；完善碳排放权和碳汇交易机制；建立健全气候治理的领导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为争创应对气候变化“重要窗口”提供制度保障。

深邃的历史视野、能动的实践精神、体系化的辩证思维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在品格。历史性是习近平总书记阐释生态文明的思想武器，历史性品格彰显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人类格局、长远眼界和历史责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含着能动的、实践的因素，实践性是其精髓和灵魂，能够指导实践、改变世界。辩证性品格最能反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继承创新，这一思想把诸多命题和范畴进行系统的、动态的、普遍的整合，辩证性、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观点新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法研究的对象，也是宪法学研究的对象。从宪法学角度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目的就是运用宪法思维、利用宪法资源，达到既防范化解我国发展所面临的国际风险，又切实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018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对《宪法》序言第十二自然段的充实，使《宪法》成为我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法依据。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深入阐释我国宪法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而且要以宪法共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制度化，并通过阐释中国主张的“两制关系”，正确处理“人类-民族”两个命运共同体在宪法中的关系，以宪法为根据完善我国涉外法治体系。

司法智能化，诸如数字技术的司法应用，具有两面性。在我国，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着眼于网络犯罪领域如何利用科技手段打击犯罪，对于政府权力的限制及其相关的法律的正当程序问题，研究与讨论尚不够充分。可以从两个方面探讨司法的科技应用，特别是大数据司法应用涉及的两个维度问题，一是犯罪控制维度，二是正当程序维度，它们在各自含义中体现了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观念。通过对司法技术性问题进行分析，发现我国法院和检察院作为司法机关，对于侦查权的司法控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大数据应用为司法机关加强对侦查权的控制提供了新的契机。

为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水污染防治法应确保对排污行为的控制最终能实现改善水环境质量的目标。与控制排污行为的排放标准不同，规定水体中各项污染物容许浓度的水质标准不仅可以将预设的水质目标转化为水污染防治工作的控制边界，还可以通过准确评价政府部门水污染防治工作的实施效果督促水质目标的实现。因此，水污染防治法应确立水质标准在标准工具中的核心地位。完善水质标准需要加强地方水质标准建设，包括推动地方政府协同制定流域水质标准、逐步推动排放标准与水质标准的分离，以及确立防止水质退化制度。相应地，相关水污染防治法律制度也需要做出调整，例如加强水质达标规划制度建设、构建地方自主型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以及加强水质标准与排污许可制度的衔接。

数字经济是中国经济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而区块链是数字经济的基础技术之一。自2008年以来，区块链的技术取得了长足发展，并且在加密货币、金融、供应链管理、企业管理和公共管理等众多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应用前景。文章介绍了最近几年来关于区块链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研究。首先，文章介绍了区块链的发展背景。其次，文章介绍了区块链的运行机制以及背后的经济学原理。再次，文章从博弈论、市场均衡、网络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理论等多个角度，系统地梳理了关于区块链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研究成果。最后，文章基于我国区块链产业的发展需求，提出区块链经济学的下一步发展，应该重点关注联盟链落地机制、参与方信息结构、主权货币实施方案以及区块链在医疗、公益、食品安全等行业的具体应用机制设计等问题。

使用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2013年和2018年的住户调查数据，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特征及其人力资本成因进行了分析。发现城镇人均收入高于农村且内部差距更小，城乡收入差距随着收入分位点的上升而下降，且低收入组两年间的城乡收入比率上升幅度较大。总体不平等指数两年变化不大，组间差距有所下降，但组内差距有所上升。由于城镇人口和收入占比较大，城镇对全国不平等指数的贡献大于农村，且两年有所增长。从总体收入函数的分解来看，城镇和教育变量是总体收入不平等的主要贡献因素，城镇变量系数随着收入分位点上升而下降。教育是城乡组间收入差距禀赋效应的主要贡献因素，总体随着收入分位点的上升其禀赋效应越大，2018年中间收入群体的教育禀赋效应是最大的，系数效应随着收入分位点的上升而下降。

我国贫困问题的主要形态已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顺应相对贫困治理的需求，有必要系统构建贫困治理的逻辑与机制。在分析相对贫困的概念、特征和治理需求的基础上，文章从系统观念出发，提炼并阐释了以党领导为核心，以自治、法治、共治和技治为手段的“1+4”相对贫困治理逻辑。通过分析浙江安吉“生态扶贫”和山西“吕梁山护工”治理实践表明，由于地方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具有差异性，治理的侧重点会有不同——安吉重视绿色发展理念和共同富裕示范机制建设，吕梁重视护工就业培训和脱贫增收机制构建，但其治理逻辑存在共识，能有效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地方治理效能。基于此，文章在“1+4”相对贫困治理逻辑基础上结合地方经验，从组织机制、内在动力机制、法律机制、协同共治机制、监测机制、示范引领机制六个方面提出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基本框架，尝试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指引。

在中央层面统一立法缺位现状下，明确政府数据开放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有益于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实践开展与相关法律制度构建。确立基本原则应当依据以下三个标准：促进公众对政府数据资源的再利用，符合政府数据开放制度的目标定位，满足数据安全保障的要求。基于该标准，数据安全保护原则、需求导向原则、数据质量原则、自由使用原则、公众参与原则应被确定为政府数据开放的基本原则。数据安全保护原则旨在管控数据安全风险，保障数据开放与利用在安全可控前提下进行。需求导向、数据质量、自由使用三项原则围绕数据、开放和利用三个关键环节展开，为数据可用性提供根本保障。政府数据开放对公众参与的强依赖性使公众参与成为一项基本原则，进而推动公私合作治理的数字政府改革进程。

《民法典》第993条未区分“商业目的”与“非商业目的”，因此不存在人格标识“二元制”保护模式的基础。该“许可”创设之权利并非“商品化权”，而是用益性债权。使用权人基于债之关系对人格标识具有“支配力”，并形成观念占有外形而受侵权法保护。第993条的主体，应扩张至“具有名称的团体”；“姓名、名称、肖像”应排除教名、重复姓名、与曾用名称重复但现已登记的名称及法人形象；“等”人格标识包括以音色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声音”和“个人信息”；第993条适用范围应进行限缩解释，以弥合“自己的”限制条件与社会现实之裂痕。我国语境下的“商品化权”，本质系《民法典》第993条、《著作权法》第24条及《商标法》第43条不同“许可”类型所创设的“权利束”，并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的兜底保护。

新《民事证据规定》第47条细化书证提出命令制度的适用范围，以期达到书证提出命令发现案件真实和追求实质平等的制度宗旨。但是限制性规定的缺位，以及明确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等特定内容之书证纳入制度的调整视域，直接造成书证提出命令制度的泛化适用，侵犯公民和法律特别珍视的特定利益，引发非理性的利益冲突与价值失衡。基于此，理当在坚持书证提出命令一般性适用之前提下，规定必要的除外事由，适当限缩其适用范围，并以严格限制下的秘密审查程序为补充，查明除外事由的存在，以更妥善的制度安排寻求发现真实与特定利益冲突之间的价值平衡。

地方官员临近退休期时的晋升激励消失，其可能会因此趋于保守，也可能为追求“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的美好从政声誉而更加积极。为此，选取辖区企业经营预算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在地方官员的最后任职期，辖区企业预算收入增长率提高，预算松弛降低，企业预算完成度降低，且结果仅在非中央企业、政治关联以及法治水平较低的样本中成立；企业提高预算完成度并不会导致下年度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地方官员最后任期会减少辖区企业通过盈余管理完成预算的行为。文章结论更好地揭示了地方官员最后任期对辖区企业经营预算的影响，为规范临近退休干部制度和管理企业经营预算提供了参考价值。

大革命失败后，进步人士渴望在左翼书籍中找到出路；1930年，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全译本应运而生。林微音的译本看似“忠实”，却置换了其中最重要的概念并“陌生化”了书名与作者名,间离了读者层累积十年的阅读期待。如此种种翻译策略看似规避国民党当局查禁，实则寄寓了林微音消极的人生态度和“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观。“摩登”的林微音为译本晕染了一抹彼时黄埔滩头消费主义的色彩，使“去左翼化”进一步滑向“庸俗化”。因此，该译本不仅有负20世纪30年代读者以革命文学促成革命政治的期待，亦难以规避查禁。“上下”交困的首译本虽“微音迅逝”，但莫里斯所倡导的艺术社会主义却渐成时代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