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东洋学”家高楠顺次郎站在亚洲整体观及东方学的立场上，对佛学之于印度的“文化清算”功能做了深入系统的分析阐述，认为佛学的出现标志着来自西方的印度雅利安人的文化由物质性的文化改造为精神性的东方文化，指出佛学从十五个方面对以往婆罗门教文化做了彻底的“文化清算”，从而与雅利安人固有的“西方思想”分道扬镳，实现了佛学的东方化，不仅改变了印度的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而且逐渐成为“亚洲的核心思想”；他还进一步对印度、中国和日本的佛学特色做了比较。高楠顺次郎关于印度佛学的研究贯穿着“东方—西方”意识，表现了“亚洲核心思想”的认同，富有理论东方学的价值，值得我们进行批判的分析研究。

孤儿院肩负教与养的双重职责，在饮食层面尤其着重对孤儿的规范和训诫。一方面，孤儿院通过官方或民间的多种渠道募集粮食和其他食物，维持最基本的运转，其日常食物带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同时又体现了中西融合。另一方面，各孤儿院的经济水平制约着饮食水平，产生了差异化的食制。值得注意的是，孤儿院在进餐制度上会对孤儿进行有意识的训练与强化，通过对空间、时间以及饮食进程来规训孤儿的外在行为，以培养他们最终成为适应社会的人才。

平台经济是互联网平台发展到比较高级的阶段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我国目前的平台经济在总体上呈现出垄断与竞争并存的局面，在相关细分领域基本呈现出高度集中的市场结构，但涉及垄断行为时则需要做具体分析。平台经济具有网络效应和跨界性等不同于传统经济的特点，反垄断理论和实践需要做出及时的回应和必要的变革，我国在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需要注意竞争与创新的平衡等问题，并予以细化性的规则指引。互联网平台“二选一”和“大数据杀熟”等热点问题有构成垄断行为的可能，因此需要纳入反垄断法的制度框架进行严谨的竞争分析与法律论证。

我国近年来企业合规不起诉已经大规模开展，亟须对适用不起诉的企业合规计划进行监管。企业合规不起诉的监管机制应当是企业合规不起诉的条件和后续工作。域外一些国家在处理企业合规案件中大量利用不起诉和可撤回起诉机制，通过比较研究，归纳得出合规计划有效性评估、内外部独立监督体系设置以及合规补救措施的成效性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企业合规不起诉的监管框架。我国应结合不同类型企业的现实合规监管探索，重视完善中小微民营企业合规不起诉的监管机制。我国构建企业合规不起诉的监管机制，可以从提高检察建议的约束力、增强内外部监督体系的独立性和加强合规成效评估的检察主导性三大路径进行完善。

腐败治理机制是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各种措施、手段和方法的总和。法国出台《萨潘二号法》着力“强化惩治措施、创新预防方式”，推进反腐主体权力的协同运行，再次升级腐败治理机制。此次改革，法国以完善威慑与剥夺效应、强化发现与追惩能力为核心不断发展腐败惩治机制，以反腐败合规制度为代表勇于创新预防机制，形成贯通行政法、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的一体化、层次化和体系化的积极治理立法范例。在我国监察和司法体制改革重叠的历史背景下，倡导腐败积极治理主义理念，科学借鉴成功经验，应严密刑事法网、提高刑事司法效率，改善“不敢腐”的惩治机制；应明确组织实体预防责任、探索监察机关合规监督程序，优化“不能腐、不想腐”的预防机制。

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已经成为我国人口结构的基本特征，将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最新公布的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四个特征：人口老龄化省际差异大、未来会加速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城市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加严重以及“未富先老”等。人口老龄化会通过影响劳动力供给、社会资本形成以及技术创新三个方面影响经济发展。“十四五”期间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需要“放大”其对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缩小”负面效应，实行一揽子政策,从三个方面着手，分别是：增加全社会劳动力供给以及挖掘人口“二次红利”、通过不同渠道养老资金的统筹安排促进全社会资本形成以及通过拉动消费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

人工智能技术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发挥积极效果，为经济良性发展打下基础。但人工智能技术在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的同时，也可能对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等方面产生负面影响。受户籍制度与优先发展工业等政策因素影响，国内城市劳动力技能水平优于农村，且国内收入差距主要在城乡收入差距上展现。使用人工智能专利申请信息构造衡量地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指标，实证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扩大了省级层面的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在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应重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带给中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压力，着力解决再就业问题，共享人工智能技术红利，实现人、技术与经济的和谐发展。

随着网络及相关技术的不断发展，构建有序的网络民主参与路径，成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文章论述了网络民主参与具有提高公众参与国家事务积极性、提高网民政治素养和道德觉悟、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伦理意义。讨论了当前网络民主参与存在少数网民网络民主参与的理性不足、在一些舆情发展过程中缺乏有效地舆论引导能力等问题，并认为网络政治伦理体系建设的滞后等是导致各种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提出培育网民公共理性，加强和完善舆论引导能力，特别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政治伦理体系，可从根本上解决网络民主参与的诸多问题，筑造网络民主参与的有效路径，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农村集体经济是欠发达地区汇聚发展资源、提高市场化能力、实现产业规模化的有效途径，对于提高基层组织活力、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立足于先天条件和后天机遇，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在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文化资源、技术提升、制度改革、政策保障等方面具备发展集体经济的后发优势。但同时也可能因先天不足和后天实践不足在交通条件、耕地面积、思想意识、配套设施、产业发展、人才资源等方面产生后发劣势。要破解欠发达地区长久以来的发展难题，补齐现代化发展中的中西部短板，就要求欠发达地区通过产业定位发挥初始禀赋的价值，通过制度创新、民生保障与联合发展来强化初始禀赋，弥补后发劣势，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的长远发展。

利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项调查数据，在双因素激励理论的指引下利用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了志愿者激励政策的实施效果。结果发现：目前大学生志愿者所获得的政策激励基本属于保健因素范畴，而非真正能增加满意度的激励措施，因而虽然也能短暂提升志愿者的服务意向，但最终并不能提高受激励者的实际参与积极性；政策设计者的初衷，即通过各种激励措施提高大学生的志愿参与水平，难以实现。改变现状的出路在于，将政策设计的焦点转向志愿服务组织能力建设和服务意识培养。

当前我国矫正社会工作教育主要采取福利服务模式，且面临专业性和有效性的考问。西方犯罪学不同流派提出了不同的预防犯罪策略。实证学派之后矫正恢复成为主流，矫正社会工作由此得以蓬勃发展。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矫正社会工作的有效性受到空前质疑，由此兴起的反矫正运动导致矫正社工发展严重受挫。20世纪90年代起北美循证矫正运动开始全面量化检验影响犯罪和再犯的因素，得出了若干核心原则和因素。我国矫正社会工作福利服务模式集中体现在上海模式上，但最终被迫与刑事司法进行融合。我国本土性循证矫正得出，有效矫正应建立在实证知识和实践性知识与策略的结合上，这需要社会工作同犯罪学、法学和地方性知识的深度融合。

艺术集聚作为文化产业的空间载体之一，在精神社会层面具有文化空间再造的意义。从精神内核来看，艺术集聚的文化空间再造表征为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驱动的文明形态转型。前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的文化空间在艺术集聚的活化与再造中得以重构，伴生于文明交融而彰显出更加显著的后工业文明特征。从另一层面来看，在艺术集聚变迁的场域斗争中，文化资本的能动性实践和被动性挤压，引发了文化空间的“僭越”与“变异”，这又从动态演进的符号权力转换视角，赋予艺术集聚文化空间再造以新的意涵。

值班律师制度作为一项旨在保障被追诉人权利的重要制度，在我国立法过程中，值班律师的法律定位经历了从模糊化处理到确立为法律帮助者的发展过程。基于联合国公约的要求以及现代意义上辩护的内涵，应将值班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理解为辩护行为，但值班律师并不等同于法律援助辩护律师。为了使值班律师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有效适用，应赋予值班律师摘抄、复制案卷材料的权利，还应采取措施提高值班律师的经济补助，并允许值班律师转化为辩护律师。

数字技术如何影响社会治理过程并推动治理共同体构建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数字技术的革新与发展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权责对等、激励机制、共识机制与共享机制等关键要素。在与社会治理的深度互动与融合发展中，数字技术形成了赋能工具、治理机制、价值标准与治理手段等治理属性，能够拓展社会治理网络、整合与优化社会治理资源、重塑社会治理公共价值以及推动社会治理制度再生产。数字技术有望解决治理模式转型的稳定预期以及社会治理共同体持续发展的动力问题，但亦存在治理风险。国家要继续推动面向数字化的政府转型、构建面向数字化的规则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发挥数字技术更积极、更有效的治理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