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信用概念有着不同的涵义。商法上的商事信用不只是一种对商事主体履约或清偿能力的主观评价，同时也是一种客观的履约能力。我国需要创建的商事信用制度具有丰富的内容和特定的规范构成，包括商事信用权、商事信用信息公示、商事信用信息征集和商事信用的评价以及商事信用的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等多项制度。大陆法国家传统商法制度中没有单独的商事信用制度，并不成为否定商事信用制度的充分理由，相反恰是创新中国商事信用制度的重要根据。设计并构建商事信用制度无疑是中国未来商事立法的必由之路和重大使命。

商业行规是实现商业行业治理的基础，是商事法治完善的重要构成，绝对否定商业行规法律约束力的理论与实践不利于我国市场经济法治建设。文章将商业行规划分为正式商业行规与非正式商业行规两个基本类型，前者等同于商事惯例且具有法律约束力，可作为补充性法源予以适用，而后者不同于商事惯例，亦不具法律约束力。通过商法理论解释和案例统计分析，文章对正式商业行规与非正式商业行规的分类意义，以及正式商业行规与非正式商业行规法律适用中存在的问题、解决思路以及相应对策进行了阐述和论证，在新时代社会治理新格局和民法典分编制定的背景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民法总则关于民商主体界分的整体制度设计因自然人与法人的不同而分别遵循了不同的逻辑标准，但都直接体现或隐含了“营利性目的”的内涵。民法总则民商主体界分制度在概念使用和标准贯彻上存在逻辑缺陷，进而导致实践中可能面临诸多难题。可行的完善思路是对商自然人的主体制度建构采取由基本法确立营业权和由单行法规定具体规则的方式；用“组织”作为主体概念统领“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将商组织的具体制度纳入民法典专编或者商事基本法加以规定，并且在民商主体界分时采取法律判定与事实判定相结合的模式。

马歇尔计划是战后美国实现全球霸权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对战后世界和国际格局产生的影响深刻且持续，因此至今仍是学界研究热点。文章基于史实解读，回答了多年来国内外学界围绕马歇尔计划存在的几种争议，诸如马歇尔计划肇始时间界定、名称的由来、美国国务院官员对马歇尔计划的历史贡献以及捷克“二月事件”与马歇尔计划是否存在关联等。文章认为，尽管马歇尔哈佛演讲一直被视为马歇尔计划出台的标志性事件，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在1948年4月之前，美国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援助欧洲计划；在马歇尔计划形成过程中，美国决策层固然发挥了引领作用，但美国国务院中下层官员也功不可没；捷克“二月事件”是偶发事件，与马歇尔计划的出台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但却在客观上为马歇尔计划在美国国会的通过提供了助力。文章是对马歇尔计划整体史研究的必要补充和完善，对深入研究马歇尔计划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清帝逊位诏书》的颁布虽意味着清朝统治的终结，但其中“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一句所表述的“中国观”，不但继承了《大义觉迷录》的“中国”认同与“民族”认同，而且在维护清朝领土完整的同时，更从法理层面赋予了“中华民国”承继这一领土的合法性。这对此后中国人的“中国认同”以及“中华民族”认识产生了重要影响。唯此，所有中国版图内的人民对于自身“中国人”的定位，开始成为无须赘言的自明前提，《清帝逊位诏书》的重要历史意义由此凸显。

少年司法社会支持体系是司法实务部门探索创新和理论研究的热点，然而相关伦理问题的研究仍是空白。通过社会支持和社会化处遇使得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未成年人获得适当保护是“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在少年司法中的体现。保障儿童最佳利益的“责任伦理”是少年司法社会支持主体责任中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伦理基础，也是平衡“国家亲权”与“父母亲权”的伦理依据。社会力量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支持的过程中，应当遵循平等与尊重、接纳与认可、赋权与发展等基本伦理规范，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儿童最佳利益。

共同犯罪上诉审程序设计就其基础而言可参考单人犯罪案件上诉审程序规则，但也有其特殊的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操作规则。首先应依有利被告人理念确立平衡刑事责任的基本规则，主要包括部分被告人上诉则全案判决不生效、上诉利益同案被告人共享、对部分被告人抗诉引起的量刑变化不应打破主从犯认定体系以及案件事实认定争议的上诉区别对待等。其次应关注其具体程序操作规则，主要包括不上诉被告人应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合理安排上诉人发言顺序、共同上诉人撤诉和上诉期间防止共同犯罪被告人超期羁押等。此外，共同犯罪上诉审程序未来应当随着上诉审程序正当化而调整。

基于2000—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和空间面板Durbin模型，研究了地区科技创新能力对科技人才聚集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地区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不仅有助于本地区科技人才的聚集，也有利于通过溢出效应促进邻近地区的科技人才聚集；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对科技人才聚集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科技创新与科技人才聚集均具有空间相关性。因此，应强化科技创新与科技人才聚集的结合，在完善多方联动机制的基础上共建跨区科技人才流动平台，科学构建科技人才自由流动机制，并引导科技人才向科技创新优势和创新特色地区聚集。

作为项目制治理中的重要构件，政府购买服务在推动地方治理创新和提升治理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增量改革作用。然而，当前有关中外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模式和结构等的中观比较研究较为匮乏。文章基于制度比较分析法，选择中美两国政府购买服务模式进行对照比较，从框架、要素和路径三个层面进行分析并借鉴“求同法”逻辑讨论制度模式问题。研究发现：美国政府执政中的效率观转向公共价值观的变化，成为具有系统性、延展性和多元性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的重要基础；中美政府购买服务政策过程中的购买领域、规模、方式、资金分配、支付、购买限制、监管等要素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但是两者在政社互动关系层面又存在一定的共性问题，需要从政府购买方式、过程和监管等方面进一步推动政社“良性”合作关系的形成。

由司法行为带来的责任包括法律责任、政治责任、道德责任等，这些责任在不同主体之间流动。司法规律和司法体制塑造了将责任汇集于法院最终由法官个人承担的责任分配体系。成为归责中心的法院和法官往往将自身压力往他处转移，形成以法院和法官为中心向四周其他主体扩散的卸责机制。卸责的手段主要有诉诸权威、规则依赖、对外转移和集体承担等。从机构层面看，法院通常将责任转移给检察机关和上下级法院；在个人层面上，法官则将责任转移给合议庭其他法官、陪审员、审判委员会以及被告人本人等。司法责任制改革在落实如何追责的前提下应当探索构建合理的卸责机制。相比于遇到瓶颈的“实体控制模式”，发挥程序功能对责任进行转移分担的“程序控制模式”效果更加显著且更易被法官所感知。

在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创新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从学理上解释国家对社会组织采取的混合治理策略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论文尝试从国家建构社会的视角出发，以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变迁过程为例证，运用“风险控制治理绩效”的分析框架探讨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革的制度动因。研究认为，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制度设计表现为“约束”和“激励”的阶段性调整，其背后的制度逻辑是基于风险可控基础上的治理绩效；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于社会组织的政策取向有一定的差异，总体表现为宏观避险与中观赋权。国家对社会组织的吸纳和赋权可以是共存状态，吸纳的另一面并非赋权，而是排斥和疏离。在社会组织治理进入“秩序思维代替稳定思维”的新阶段，各地政府在社会组织生态建设过程中需重点关注社会组织的分化生态。

在新作《山本》中，中国当代作家贾平凹集中展现了作为一种认知与表达方法的神话对日常生活史的介入，从而为神话与历史的辩证关系提供了一种新型观照视角。与其他作家着力于创造意识形态属性明显的集体性或个体性神话不同，贾平凹试图还原神话在人类日常生活史中的本真状态，突出其作为人类知识与思想来源的背景作用，以及以“互渗”形式促成人与万物实现互联的重要特质。作为一种方法的神话，也体现于其通过具有神性特质的人物设置，构建日常生活的神话空间，继而形成一个整体性的稳定神话系统。贾平凹在《山本》中不仅表现了神话视阈中日常生活的和谐流动，也展现了现代革命与权力神话对传统神话时空的侵蚀、压制、重组，以及由此引起的日常生活的断裂，作家借此探讨了传统神话由生而灭的历史过程。神话视角的切入，使贾平凹获得了神话视阈的观照，并在日常生活的漫流中发现神秘与朴实兼具的现实生命质感，重塑了一段亦真亦幻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