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分析方法在呈现科学性、有效性的同时，也具有实证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特质。当前，亟需对刑事诉讼领域的方法误读与失范进行匡正，守定教义学的价值前提，赋予大数据分析方法以程序正义属性，发掘程序正义的数字特性。增添数据真实性、可知性要求，进而保障当事人有权对数据加以更正，有权针对算法的合理性、有效性进行辩护；同时，为大数据分析方法的运用确立非歧视性、有利于被告人的价值导向；此外，应确立“权利而非权力”“辅助而非替代”“定量而非定性”“证伪而非证实”四个立场。

法院的信息化建设是当下信息技术高速发展背景下，法治建设、司法审判领域内的一项重要课题。中国法院的信息化建设自1996年始，重点在于审判机制的信息化，其目的在于通过信息技术在审判工作中的有效适用，提升审判工作的质量与效率。对司法信息化的探索不仅要着眼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之融合适用，也应重视研究已有法院信息化机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通过对网上法庭、庭审直播与电子签章的制度梳理，能够有效发现与解决现行信息化制度之问题，这对于司法信息化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跨公检法的“办案信息共享平台”建设从提出以来，不同模式先后在实际运行并各有利弊。从应然价值定位角度评析现有模式，并就平台建设主体、客体范围、运行规则方面展望其发展方向。在此背景下，刑事案件办理的关键节点均将嵌入平台，建议进行讯问同步录音像等制度“平台留痕化”相关改革，为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等制度构建提供便利。侦查讯问行为将受到更严格的过程性监督与合法性考验，提出若干机制和具体措施应对公安侦查讯问新挑战。

对比司法信息化建设整体迅猛发展，刑事诉讼信息的共建共享明显滞后，公检法机关的信息化建设呈现信息孤岛现象。这造成司法资源的大量浪费，成为阻碍司法信息化发展的基础性难题。刑事诉讼信息互联互通协议是指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办案机关就办案信息共享和传递问题达成共识。这种协议可以有效地打破刑事办案机关之间的数据壁垒，是推进刑事诉讼共建共享的现实路径。协议需要充分应对信息共建共享可能给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架构、卷宗移送模式、控辩平等关系、司法责任带来的负面效应，协调技术理性和司法规律的关系。同时，刑事诉讼信息共建共享在运行中需处理好以下具体问题：建议将政法委作为协议主责机关，制定长远的发展计划；进一步推动卷宗电子化；实行涉案财物统一管理；妥善解决信息保密问题。

信息社会催生出被遗忘权，在刑事司法领域延伸产生了刑事被遗忘权。刑事被遗忘权应受严格限制，研究刑事被遗忘权对应的义务对于理解此种权利有重要意义。刑事被遗忘权对应的义务主体包括刑事诉讼专门机关等国家机关、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履行相应义务的法定条件为客观、主观和法律特殊保护等方面的原因使得个人数据的使用不合法或不合理。义务类型包括积极义务和消极义务，其中积极义务以封存和删除为主要内容，消极义务以不采集、不存储、不传递为主要内容。相应义务的履行需遵循特定程序，包括权利主体申请、法院审查与裁判、义务主体履行义务等。为保障义务主体履行对应义务，须设置不履行的违法责任，如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国家赔偿责任。

卡夫卡的《在流放地》展示了新旧时代交替过程中，仪式与暴力的运行方式的变迁。在古旧的刑罚体系中，绘制仪、耙等工具以不同的功能在十二个小时的行刑仪式中展演暴力；而人则在仪式化的暴力下，被降级为动物性、工具性的存在，丧失反抗能力，臣服于暴力。作品中新指挥官上任后的新时代，仪式式微，权力空间从公共景观转向封闭场所，惩罚对象从肉体转向灵魂，暴力隐匿。但是，式微的仪式仍有着潜在的力量，暴力终会以某种形式复归。

作为学科的“东方学”产生于近代西方。20世纪初在东西文化对话中，东方的知识精英审视自身的传统，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立场的“东方学”。泰戈尔是东方“东方学”的奠基人。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西方产生巨大影响，成为西方真正认识东方的文化象征。他是在20世纪初的世界格局中，具有整体东方意识的思想家和诗人。他对“东方学”的许多课题都有自己的思考，对东方文化的精神实质、现实中东方文化的建设策略、东西方的关系等论题都有具体、系统的探讨与建构。他创办的“国际大学”，成为东方研究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培养了大批东方传统的继承者和研究者。

采用空间计量模型与门槛面板模型，对2010—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检验政府行政成本对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空间效应模型分析发现：各省政府行政成本和经济增长间存在明显的空间关联性，整体而言地方政府行政成本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二者在空间集聚类型和区域分布上，在中西部大部分地区保持一致，政府行政成本高值(低值)集聚区一般是经济增长的高值(低值)集聚区，而在东部地区出现差异。门槛效应模型分析发现：行政成本很低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行政成本处于第一、二门槛值之间时，促进经济增长的系数提高，显著性增强；当政府行政成本超过第二门槛值时，不利于经济增长。建议将政府行政成本控制在最优区间。

股东激励是资本市场发展的持续性动力，也是公司治理研究的关键问题。无论是短期的红利分享还是长期的股权激励。文章实证检验TMT连锁网络（高管圈子）对股东激励有效性的影响，TMT连锁网络对股东激励有效性可能会带来两种不同的效应：一是短期的股利攀比效应；二是长期的知识竞赛效应。基于2012—2014年的A股生物医药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检验，主要研究结论如下：一是股东短期激励有效性显著；二是TMT连锁网络对股东短期激励有效性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三是股东长期激励有效性显著；四是TMT连锁网络对股东长期激励有效性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文章基于对替代服务概念的理解，通过考察日本在开展精神康复中运用替代服务的典型案例，探讨了替代服务的作用及对专业服务所产生的影响。替代服务与专业服务之间的关系既不完全等同于以往传统助人者与受助者之间的专业关系，又不完全体现为去专业化的朋辈支持，而是一种值得探索的独特关系。在这一独特关系中，精神障碍者自助开展的替代服务对社区精神康复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它与专业服务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支持、互相协作的关系，从而提升了精神障碍者的主体性与生活质量。正是在改善当事者主体性的意义上，文章认为建设精神卫生公共性需要发展替代服务，进而在本土社区精神康复之中，展望开展替代服务的必要性与可能路径。

基于我国目前社区精神病学的发展需要，文章以欧洲精神病学发展史为背景探讨“法国精神卫生分区化治疗模式”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及过程。我们认为精神病学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发展，即二战后改革派精神病科医生基于圣阿尔拜精神病院的成功经验而构建的“组织性精神疗法”为该模式的实现提供了科学技术支撑，同时，年轻的精神病科医生们为推广“组织性精神疗法”而做出的政治宣传、教育培训活动则为该治疗模式的实现获得了有利的社会政治资源。文末，我们对法国目前“精神卫生分区化治疗模式”具体架构及运行情况做了介绍并总结评论其对我国社区精神卫生工作的启示。

国家政权建设，是国家政权的科层化与理性化程度不断提高，以及在破除国家整体论，迈向多层级、具体化国家基础上的对社会渗透与引领不断强化的过程。研究通过对建国以来居委会产生、发展、曲折与扭曲、改革与完善过程“知识系谱”的历史检视，发现居委会行政化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是“同频共振”的。在居民委员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国家通过政权建设的逻辑、革命的逻辑以及改革的逻辑实现了对居委会的不断渗透与控制，呈现出强国家与弱社会下基层的政治动员与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策略，国家统合社会中革命的传统与基层治理的失序运行，以及国家渗透与社会成长中国家与社会治理空间的转换与变迁。本质上是国家政权建设逻辑在基层社区中的展演与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