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汉学著述翻译成汉语的时候存在着“反向翻译”的情形，“反向翻译”以一种矛盾的方式说明了翻译如何与解释不能分割。中国文化通过翻译获得世界性意义，反向翻译说明中国文化具有跨文化性和世界性，经由翻译的中国经典已经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不再是中国文化本身。汉学译文与中国经典之间存在着意义的张力，为我们思考如何展开中国经典的现代阐释提供了启示。

萧伯纳的代表作《芭巴拉少校》具有高度政治隐喻性质，它暗中回答了19世纪以来马修?阿诺德等文人和学者热衷于探讨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未来的英国由谁来统治？安德谢夫家族企业的继承人问题，本质上是未来英国统治阶级的人选问题。作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安德谢夫无往而不胜，各个方面取得了成功。然而，令他（萧伯纳）始料未及的是，他所选中的库森斯不可能是一个合格的接班人，因为，历代安德谢夫所秉持的传统足以表明，像库森斯这种中产阶级出身、缺少“狼性”的人文知识分子是无法承担起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的，19世纪末以来的英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就此而言，可以说，萧伯纳在无意中写出了英国资本主义当时暗含的重大危机：工业精神的衰落。

随着加拿大新移民文学在2000年以后的强劲崛起，加强对其的整体性研究，势在必行。由于时空阈限，20世纪70年代末“新移民”与“华裔”之间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共处于新居空间，但由于“历史”的缘故，令二者的新居体验不尽相同。就现有的创作而言，新移民作家们显然认识、体会到了这一“历史的距离”，且可贵的是，新移民作家并没有漠视自身与华裔之间的空间差异，反而通过文学的表征将二者之间的差异审美化，将现实的体验置放于历史与未来的更广阔时空之中去探索“差异”的可能性及其意义，毕竟二者共同面临着公共公开的多元文化与隐性深层的种族歧视之间不可调和的生存处境。新移民作家追求差异的统一，他们在文学想象中既表达了对华人群体间特殊性及其价值的承认，又在承认之中蕴含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期待与渴望。

我国破产立法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未能准确定位破产法在整个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工具主义思想严重。未来，破产法改革应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商事法律理念为指导，以市场要素型破产法为改革目标，按照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构建以市场为导向，以淘汰和拯济相结合，以破产重整为核心的现代破产制度。其具体内容包括适当扩大破产法的适用范围；区分不同类型的破产人，分别设计不同的破产法律制度；完善破产前置程序，引入简易重整制度。同时大力推进破产审判的专业化建设，从组织上、技术上、程序上保证破产审判的实际效果，设立专门的破产事务管理机构，充分发挥政府对破产审判的支持作用。

民法典总则的制定体例选择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其依据在于民法和商法的关系，民法与商法的精神理念、价值原则和制度规范均不相同，两种法律关系的异质性决定了不能制定一部调整所有民商事关系的民法典总则。民法典的固有功能在于规范市民社会关系，民商合一体例将民法典的调整功能扩展到合理性范围之外，是对于私法立法发展趋势的误判，在实践中没有成功先例。民法只能在自有逻辑和制度功能范围内回应商事领域的变化，无力指导商事特别法。商法规则进入民法总则会带来逻辑混乱和功能错位，因此，按照纯化的民法逻辑来构造民法典总则的内容和体系是理性选择。

监督目标的同向性、监督对象的特殊性、监督优势的互补性使得监察与检察协调衔接机制的构建具备了现实基础。构建监察与检察协调衔接机制应坚持权力独立行使、合法性、合理性、合目的性等一系列原则；应在确保程序公正、实体公正的基础上，实现打击腐败犯罪效率的最大化；应以权责明晰、运转顺畅、程序规范、权利保障为构建标准。具体到操作层面，构建监察与检察协调衔接机制的具体内容包括：确定刑事立案的主体及时间节点；明确监察机关级别管辖的范围；规范留置措施的适用以及完善逮捕后讯问、换押、线索移送等其他技术性细节。

辩护律师执业难是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痼疾”。近年来，国家层面的一系列举措初见成效，但并非“治本之策”。低效乏力的同体监督、息事宁人的行政协调、缺乏制裁的处理结果以及“运动式”的治理方式等无助于构建律师执业权利救济的长效机制。律师的执业权利不同于诉讼权利。执业权利侵权纠纷本质上是发生在不同法律职业群体之间的特殊纠纷，应当建立专门的执业纠纷仲裁制度。为了确保仲裁的权威性、惩戒的威慑力以及救济的便捷性，还应当推进政法委与司法行政机关合署办公，建立统一的法律职业人事管理制度，并建立律师执业纠纷解决网络平台。

文章通过主成分分析的方法构建和评价中国2006—2015年9年间各省(区、市)及整体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绩效综合水平，在此基础上利用VAR模型检验了多种因素对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绩效影响做以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直接影响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绩效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力因素和运营模式因素。同时，运营模式因素是一种外生嵌套因素，没有外生驱动紧靠自身调整是无法实现的；而劳动力因素则除了自身调整外，还受到经费因素以及政府监管因素的间接驱动，即经费因素和政府监管因素通过劳动力因素路径间接影响绩效水平。据此，文章根据研究结论提出较具建设性的建议，以期对提升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绩效水平以及指导公共事业的政府监管工作做以绵薄之力。

文章以全国33个“三块地”试点之一的义乌市为案例，从三权分置视角总结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风险与规避。从宅基地改革文件文本分析和宅基地制度存在问题等两个方面分析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源起，并进行义乌市宅基地改革试点案例研究，最终提出宅基地“三权分置”风险规避的对策。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本分析法和案例研究法。通过研究提出以下规避对策：建立宅基地所有权实施机构；规范取得宅基地资格的条件，建立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通过价格实现资格权取得公平；资格权和使用权物权化，明晰权能等。

发展性福利重视社会开支的投资和产出功能，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协同发展。中国从宋代开始便在赈灾过程中出现较为系统的具有投资取向的社会救助对策，经历清朝的制度化、在民国时期得到进一步的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发展性福利思想发展成为全面的扶贫举措，进一步在公民福祉的提升政策中得到体现，并最终表现为兼顾补救与发展的包容性发展实践。中国历史上丰富的救灾经验、传统民本思想及其引发的重农观念、儒家思想及其东亚文化的产出主义福利取向，以及当代中国政府关于科学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都对中国发展性社会福利思想及其实践有着重要影响。

就业是经济的风向标。共享经济的蓬勃发展预示着弹性就业时代的来临，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共享经济与就业关系形成三种观点：共享创造工作、共享毁灭工作以及共享导致就业替代交叉。文章立足我国共享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分析发现，共享经济对我国就业体系的冲击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导致大量低技能劳动者失业，二是共享经济领域多为弹性就业，就业脆弱性高，三是共享经济对社会保障体系造成挑战。共享经济对就业的冲击的主要症结是没有形成一个可以和资本裹挟下的市场进行对话的社会，对劳动者基本权益进行保障。缓解共享经济带来的就业危机，必须形成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力社会的平衡。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证据“客观说”长期影响着我国证据法学的发展，不仅造成了我国证据法学理论体系和证据制度的不健全，而且给司法实践带来严重后果。自1996年以来，随着证据“客观说”自身谬误的凸显、疑罪从无原则和证据裁判原则的确立、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英美证据理论在我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及证据法学学科建设取得的显著进步，我国证据法学出现了从执迷于证据“客观说”到接受证据相关性规则的转型趋势。为实现彻底转型，应通过立法和指导性案例明确相关性的定义及内涵，指引司法实践和学术研究；以相关性为逻辑主线，构建体系化的证据规则和证据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