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独立辩护人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在将被告人辩护能力加以激活的前提下，有必要提出一种旨在对辩护律师与委托人关系进行重新调整的协同性辩护理论。根据这一理论，辩护律师作为委托人辩护权的协助行使者，不应垄断这一诉讼权利的行使，而应在激活委托人辩护权的前提下，与其经过充分协商和讨论，形成协调一致的辩护思路，并确立各自在刑事辩护中的分工角色，最大限度地形成刑事辩护的合力，从而追求较为理想的辩护效果。假如我们接受了这一新的理论，那么，诸如被告人的阅卷权、辩护律师的告知和沟通义务、法庭上被告人与辩护律师席位的布局、辩护律师无效辩护的后果等一系列制度安排，都应被纳入辩护制度改革的议程。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智能科技正在我国刑事司法空间内主导着全面而深远的变革。相较于法检系统面对这场时代潮流所进行的主动、全面的自我革新，智能科技虽在刑事辩护领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用，但技术与业务的交融协同有限，故总体上仍停留在初级发展阶段。实际上，刑事辩护可在大数据驱动下实现向智慧辩护的转型，包括改变律师工作方式，使之从办公自动化跨越为业务智能化；在卷宗审阅、证据审查判断、类案/关联法条推送、司法规律挖掘等工作中强化科技支撑成分，辅助律师作出辩护决策；以及重塑业务导向定位，积极开拓风险防控型业务领域。但在转型过程中，应注意在数据来源上另辟蹊径，在借鉴法院、检察院经验时因地制宜地作出调整，尤其是在法律与技术的融合中坚持住法律的主导地位，把握好智慧的根源所在。

国外值班律师制度的确立是其刑事辩护制度日臻完善的结果，其基本功能是为被追诉人提供应急性的法律服务。基于中国当下刑事程序改革的新发展及刑事辩护率低下的现实，认罪认罚案件中确立值班律师制度主要是为实现有效辩护的功能。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律师的见证人化是其功能异化的体现，将会导致值班律师的权利被极大地限缩，有效辩护难以实现；值班律师沦为公权力的合作者，破坏被追诉人对值班律师的信任。未来，我国值班律师制度的功能将呈现二元化的特点，认罪认罚案件中，应以有效辩护为核心，从以下方面强化值班律师辩护权的实现：以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为核心，通过赋予值班律师在场权，明确值班律师介入的时间点；围绕被追诉人认罪的真实性、自愿性，细化值班律师法律帮助的具体内容；以有效辩护为目标，明确值班律师的各项权利；强化值班律师对程序性事项的有效辩护。

有效辩护理念是律师时代最主要的精神支撑。作为一项宪法权利，有效辩护权的功能和价值在于实现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全面提升有效辩护理念，需要从狭义上、广义上对有效辩护的内涵、标准进行充分的本体理解。任何理念或者制度，都是以相应理论为其生存根据与逻辑展开。作为法律理念，有效辩护其理论基础主要包括程序正义、无罪推定与人权保障、诉讼结构等方面。对于因辩护律师自身不称职导致其辩护是无效的，达到“实际无效”标准，应当建立程序内与程序外两种救济模式，使得无效辩护面临程序性制裁、民事赔偿或者职业惩戒等后果。

“委托人与辩护律师的关系”在律师职业行为规范中处于核心的地位。相较于委托人与辩护律师基于合意而成立的民事合同关系，律师职业行为规范对辩护律师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这些要求体现在二者交往的多个方面，包括关系的成立、权利的分配、利益冲突的解决、关系的终止等。在这些规则的背后，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和维护司法正义义务是贯彻始终的二大基本理念，其中，忠诚义务是核心，维护司法正义则为律师划定了行为的边界。在律师职业伦理亟待重新构建的我国，美国律师职业行为规范对我国在诸如调整委托人与律师的关系，即强调忠诚义务、引入有效辩护等方面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自俄罗斯文学进入我国学者的视野起，比较文学即被应用于其研究当中。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更是以其跨文化性和开放性的特点为我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带来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相较于比较文学在其他国别文学研究中的应用，我国学者在中俄文学关系、俄罗斯文学的中国形象建构研究等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研究思路与话语陈旧、方法运用生硬刻板、中国学者的主体性意识与民族立场弱化、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质量成果欠缺等一系列问题。此外，我国学者编撰的俄罗斯文学史著作也折射出其在世界文学眼光与比较文学意识方面存在的欠缺。

王充治学以儒家为根基，但他善于打通各家学说，并吸纳新的知识成果，创立新说，通过自由思想的独立精神、“事实判断”的思维方式、求索创新的治学风格和“实事疾妄”的思想成果等四个层面，成就了一种难能可贵的思想文化精神，这种精神的传播，不单局限于学术学人领域，还以学术精神为内核外延至百姓生活之中，对塑造大众的认知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及风俗习惯等方面，形成持久的影响与引导。这是王充有别于许多主流学术思想家的一个重要特征。

生态资本主义是当前西方学界的一个重要理论学派，其部分理论观点对于我们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借鉴意义。但它将生态危机的出路归结于“市场主义”和“技术主义”，并以当下资本主义世界的生态状况来佐证资本与生态相统一现实可能的运思路径和核心观点，忽视了资本对全球生态资源盘剥的历史与资本主义国家转嫁生态危机的现实，没有洞悉到资本和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本质。资本主义私有制及生产方式所产生的资本逻辑，总是在最大化“不费分文”侵占自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通过对资本的驾驭和导控，激活资本的生态活力，才有实现资本与生态相统一的可能。

链合创新是循环经济产业集群在生态链上提高创新响应程度，降低创新风险，实现创新效率的主要形式。文章在提出循环经济产业集群链合创新八个假设的基础上，针对核心生态企业为上游企业和为下游企业两种情形，构建了两层生态结构的创新博弈模型，通过对博弈过程的细致分析，提出链合创新的策略集；并运用MATLAB工具就创新难度系数和生态影响力对策略集的影响进行仿真分析。研究表明：在循环经济产业集群中，核心生态企业链合创新的程度不是越大越好，其策略选择和最优利润与核心生态企业在生态链上的位置无关；链合创新的合作伙伴也并非相对实力越强越好，而是存在极值，且生态影响力越大，其可选范围也越大。

欧元区的经济动荡需要重新考量货币一体化的政策效果。文章基于创新要素的内生增长模型对欧元区成员国的经济行为进行模拟，并利用其经济发展数据，对政策效应进行评估。结果发现：统一的货币政策将促进区内国家的分工，在经济环境较好时，实力较弱国家会因为资本流入而获得经济发展；当经济环境恶化时，资本回流将导致国家间经济分化。因此，选择合适的一体化政策、保护并扶持战略性产业、提高本国经济实力是实现区域合作的重要前提。

文化产业在西方社会的产生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关系密切。机械化的规模生产应用到文化领域催生了现代文化工业。大众文化娱乐形式的出现让普通大众也可便利地接触文化艺术这个曾经只属于少数人的特权领域，西方社会进入大众文化消费时代。大众文化内嵌着物质主义的实用价值观，是一种打破雅俗之分的文化。进入后工业社会，西方国家向着重视自我价值实现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同时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得定制化服务和灵活生产成为可能，文化产业作为高经济附加值服务行业以及以内容为核心的知识经济代表性领域再次迸发活力。文化产业发展与西方社会从工业化到信息化的社会变迁呈现出一种相互作用的同构关系，这种互动关系主要通过文化生产和文化生活（文化实践活动、文化价值观念）两个方面的基本机制来实现。

政商关系的发展会受到时代背景、制度环境的影响，相关研究也会形成不同的学术话语体系。在新时代的呼唤下，政商关系产生了新内涵，政商关系研究也需要在反思的基础上引入新思路和新研究范式。目前，新型政商关系研究方兴未艾，研究者致力于围绕“如何理解政商关系”“新型政商关系有何新意”以及“应该如何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等三大核心问题展开研究。浙江工商大学“新型政商关系”研究团队通过研究综述与学术交流，对新型政商关系的新内涵、新核心、新定位、新机制、新路径、新保障进行了提炼，也对新型政商关系进一步的研究进行了学术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