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莫里斯在《乌有乡消息》中重提生活方式，以此介入19世纪英国文化批评语境。针对社会转型引发的焦虑，莫里斯描绘了健康的生活方式：休闲。在乌有乡，以慢灵魂为特质的文化生态由平民大众缔造，它的精神内核是劳动与休憩不分彼此，且总有审美趣味贯穿其中。

文章反思了英国自由诗理论对法国象征主义诗学的片面解读，梳理了象征主义之后的新生代诗学对英国现代主义诗人弗林特的重要影响，并以弗林特为媒介，研究庞德、奥尔丁顿、洛厄尔等人对法国诗学的接受和调整。文章认为，法国新生代诗学的“节奏常量”、“调子”理论影响了弗林特的“无韵的调子”说，而弗林特的“无韵的调子”说，又促进了英美现代主义诗人对自由诗节奏特性的寻找。这种影响关系的研究对于理解英美自由诗与法国诗学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参考。

现代汉语中伴随义“X随”类动词出现频率较高，其内部成员在句法分布、语义特征、语用功能方面表现出一些共性。辞书对其差异揭示不够，针对此类词语的专题研究依然空缺。文章试从句法分布、语义内涵、历时演变、认知理据四个层面对伴随义“X随”类动词进行考察。结果发现，在句法分布方面，“伴随”较为独特，“跟随”、“追随”一致性较高；语义方面，“伴随”强调事物伴随关系，“跟随”和“追随”强调事件伴随关系；历时演变方面，“追随”、“跟随”、“伴随”成词时间呈现由早到晚的连续统分布。导致“X随”类动词产生差异的原因在于所跟体词生命度、意志性高低，“X随”类动词主观性高低，以及这二者之间的双向选择机制。这说明人类语言在对客观世界进行临摹之前，已接受了认知的调控与制约。该发现从认知层面进一步充实了以往有关伴随义动词的研究，在语言分析中适用性更广，能够达到以简驭繁的功用。

日本诉求钓鱼岛是基于主张该岛屿属于琉球群岛的谬论，但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琉球群岛归属问题就引发了中国报刊媒体强烈讨论，形成舆论界的“琉球观”。通过分析与考察该“琉球观”，可以发现：舆论界强烈主张琉球群岛应该归还中国，充分意识到琉球群岛的战略地位，爱国民族主义和前瞻性认知应予以肯定；但受限于时代局限性，“琉球观”不能科学地认知琉球群岛的区域差异性和地理划界，这也造成了对钓鱼岛的叙述存在错误之处。作为中国研究琉球问题肇始的“琉球观”历史书写，不仅奠定了“琉球再议”的历史舆论基点，而且有助于认识钓鱼岛问题的历史根源，可以为当前中国讨论琉球问题和诉求钓鱼岛主权提供历史基础。

文章针对以物抵债这一在司法实践中常见的现象，通过制度梳理，发现其中的代物清偿规则，明确界定代物清偿的本质在于受领他种给付以清偿原负担的给付。他种给付的债的原因仍在于原来的债之关系。代物清偿合同性质上是一种诺成合同，而非要物合同。代物清偿不同于为了担保而给付，也不同于新债清偿。如果对于以物抵债协议的性质若有疑义，应遵循有利于债权人解释的规则，解释为新债清偿对债权人更为有利，所以，应解释为新债清偿。如果债务人依照约定，交付标的物，即可以发生清偿的效力，债之关系消灭。但如果所提供的标的物有物的瑕疵或权利瑕疵，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承担瑕疵担保责任。债权人还可以请求回复到原债之关系上，并要求回复原债之关系上的担保等从权利。

群体劳动争议因其争议主体的集体性和组织性、争议内容的多元性和争议手段的集体对抗性而内在地需要工会作为劳方代表参与争议解决。然而，在行政主导的争议处理机制下，忽视了规范化的制度建设，工会的角色定位不明晰，再加上工会自身存在较大缺陷，集体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与群体劳动争议解决机制不衔接，造成了工会难以参与群体劳动争议处理的困境。因此，需要完善相关制度，确立三方机制的处理方式，明确工会在群体劳动争议处理中的法律地位，制定工会参与的具体形式、条件和程序，克服工会自身缺陷，构建群体劳动争议解决机制与集体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对接制度。

2017年新出台的有关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司法解释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发展了我国现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解释细化了“非法取证行为”的内涵，初步确立了重复性供述的排除规则，完善了程序性辩护制度，进一步明确了检察机关、法院在审判前和审判阶段排除程序中的主导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受司法体制等因素的影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体的排除对象上仍存在一定的结构性难题；而在程序上，律师在程序性辩护中仍面临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在审判前排除程序的参与不足以及审判阶段排除程序的形式化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保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实施，应当从根本上增强法院审判的独立性、权威性和公正性。

在债的义务群中，附随义务长期以来在学理上和实践中均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故对其概念、成立基础、具体内容乃至违反后的效果等诸方面都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文章在目前狭义说的基础上，对于附随义务进行了进一步的界定，并理清了附随义务与从给付义务之间的关系。接下来对附随义务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与通说不同的是文章认为附随义务不但应当包括对当事人固有利益的保护义务，而且还应当包括令当事人实现合同利益最大化的辅助义。基于对其内容的界定，文章指出附随义务之亦得由权利人独立诉请履行，而不是仅仅于义务人违反后请求损害赔偿。换言之，附随义务之违反的效果，也应当采取违约责任的救济方式，包括继续履行、解除合同、赔偿损失和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文章基于行为财务理论，以2012—2016年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业绩预告的文本信息及其语言特征对市场反应的影响。研究发现：业绩预告的文本信息对报告后的股价波动具有解释作用：文本信息越乐观，股票回报越高。然而，该价格效应将受到语言特征的影响，具体而言，当文本的情绪被过度渲染、文本存在自我归因偏差时，市场对文本信息的反应程度将减弱。这一现象表明我国资本市场是有效的，能够及时且准确地对新信息做出反应。文章丰富了业绩预告和文本信息的研究领域，同时为行为财务理论提供了新证据。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在财务弹性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能否较好的治理作用？文章选取2008—2015年我国Ａ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财务弹性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财务弹性与投资不足负相关，与投资过度正相关；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在二者间发挥了积极的治理作用，表现在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增强了财务弹性对投资不足的抑制作用，减弱了财务弹性与过度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有助于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企业价值。文章的研究结论丰富了财务弹性的相关研究，也加深了当前对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公司治理作用的进一步认识，为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在我国的发展和推广提供了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贸易传导渠道，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联动效应进行研究，同时也进行分时段子样本分析。研究发现：双边贸易强度并没有显著促进“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经济联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财政政策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外汇储备、货币政策及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等影响有限。“一带一路”国家应积极构建多元化的贸易合作体系，提高宏观经济政策透明度，实现经济共同繁荣。

    文化具有治理性。文化产业的治理性是文化治理性的延伸和发展。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发展的三阶段，实现从政治治理、经济治理向文化治理发展是国家治理的必然趋势。发展文化产业具有治理国家危机的性质，而且应当把国家文化治理能力的建设作为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和实现文化强国的战略出发点。
    发展文化产业是在中国社会发展进入到一个全面变革和转型的大变革时期提出来的，是为解决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遭遇到的矛盾和障碍提出来的，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用开放促改革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是在社会主义事业遭遇到苏联和东欧阵营的集体性解体的危机中提出来的。也就是说，发展文化产业的国家战略决策是为一系列国家战略需求服务和克服与解决国家危机而提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文化产业具有治理国家危机的性质。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治理国家危机，这就是本文的“国家文化治理”意义。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不仅提出了解放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而且也提出了重建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的任务。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既是对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同时也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文化管理的重构。中国经历了一个从不提文化产业，到肯定文化产业，再到大力发展和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转变过程。这不仅是对文化产业态度与认识及其政策的一般性转变，而且是国家治理观和国家文化治理观的一次深刻变革。
    文化产业具有治理性。文化产业的治理性是指通过发展不同形态的文化产业，建构满足不同人群精神文化消费需求的精神文化生产格局，进而通过这种格局的建构，实现不同阶层参与文化生产与传播的投资需求，从而实现人们普遍的文化权利与权力，并通过这一权力格局形成，建构具有不同文化诉求的精神政治秩序。
    国家文化治理能力是被生产出来的，同时，也是基于一种在文化创造过程中改变自身、重塑自我所形成与建构的力量之上展示出来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发现。
    网络视听、区域发展、国有文化企事业、技术创新和文化产业政策发展，是当前我国国家文化治理领域里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是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没有文化和文化治理体系以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没有也不可能有完整意义上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祁述裕等人的《网络视听产业发展亟需优化监管方式》、李炎的《区域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治理》、陈少峰的《国有文化企事业改革与国家文化治理》、于小涵的《技术创新与政府行为双重驱动下的数字创意产业实践》和詹一虹的《“十三五”时期推进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发展的思考》，对当前我国文化治理领域中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论述，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重大课题极具参考意义。继续深入讨论这一课题将有助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治理理论，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

网格化管理作为近来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实践形式，日益受到关注。纵观近年来的实践探索及其研究现状不难发现，网格化管理在科层体系之中运作，本质上仍是一种治理技术，这根源于网格化管理所内在地遵循的行政本位逻辑。深圳市Z街道近年来的网格化实践体现出一种新的治理范式转向，在党建核心引领下经历了从管理主义取向向基层治理的社会化逻辑演变，后者更加强调聚焦基层治理中新的社会需求、社会服务、社会治理逻辑。这与十九大强调的“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等重大理念内在一致。这种“基层治理的社会化”逻辑成为网格化管理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核心机制，其在社区场域不断重构着地方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促进国家与社会迈向深度的整合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