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歌历来以写景、抒情见长，唐宋词更被看作是抒情诗歌的精美体式。然而，遍览唐宋词的佳作名篇，不难发现，其中有许多恰恰是通过生动故事来吸引听众和读者，体现出有别于传统诗体的鲜明叙事特性。唐宋词体叙事特性的形成，既有时代文化、文体分工的外部原因，更有文学传统、词体缘起、创作模式等与生俱来的内部因素。它不仅反映了中唐以来叙事文学对诗歌体裁的有效渗入，又体现出有别于戏剧、小说的优雅的诗意空间，同时对宋代以后杂剧、散曲、传奇等创作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章基于马克思的制度理论分析框架，探讨了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一般特征与特殊规定性，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定型的基本原则是发展生产、共同富裕，并尝试性地揭示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成熟定型的基本逻辑，那就是：将摸索规律与顶层设计相结合，通过深化与实施顶层设计，依靠人民群众自觉的创造性实践，使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获得其成熟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完善相应的社会的、政治的制度。这个过程本质上就是使社会生产得以进行的全部制度要素获得社会主义性质并向总体制度有机生成的过程。

词汇是发展变化最快的语言要素，词汇也同样具有时代性。从词汇史的角度考察《燕丹子》语言的时代比“辞气”“文词”等更具客观性。《燕丹子》中的一部分词语不见于西汉先秦之典籍，只见于东汉后的文献；另外一部分词语见于南北朝后的文献。书中所出现的词语时代的层叠累积正说明《燕丹子》由成书到定型必然经过漫长的过程。从词汇史的角度来看，《燕丹子》的语言时代应当成书于东汉之后，定型于六朝时期。

在国际人权体系的建构过程中，中国代表张彭春先生参与了《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试图以交叉验证的方法，通过文献研究、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的形式，来分析和讨论张彭春在国际人权体系建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研究发现张彭春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人权体系的主要设计师不是偶然的，他的聪明才智既得益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又汲取了西方哲理与教育的精华。

中澳自贸协定自生效以来，双边贸易增长迅猛，由此导致实施保障措施的几率也在增加。多边贸易体制下如何在自贸区内实施双边和全球保障措施，有不同做法和合规性要求。GATT第24条并未明确授权或禁止在自贸区内实施双边保障措施，相关措施合规性风险也不大；但中澳一方若在实施全球保障措施时排除另外一方，则须符合《保障措施协议》相关条款和在争端解决实践中发展出来的“平行原则”等规则，否则其WTO合规性将受到质疑。

我国《侵权责任法》分则以及其它民事法律没有以特别条款的形式来规范过失侵权责任，因此确定过失侵权责任已经成为困扰我国司法工作者的难题。相较之下，普通法系侵权法中针对过失侵权确定的责任原则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历经淬炼，并为判定有争议的过失侵权责任提供了相应的解决办法。相信对于普通法系过失侵权责任原则的实证研究将会为进一步理解和适用我国的《侵权责任法》提供帮助，本文因此尝试以普通法系侵权法为视角对过失侵权进行全面审视与论证。

法律术语经常被认为是一种封闭性话语，无需借助其他外在文本而可以独立存在。本研究通过对香港外佣案件中“通常居住”这一表述的实证分析并结合相关案列的讨论，从社会符号学的视角来审视法律术语的建构、解构以及重构，从而揭示法律术语的出现、发展具有一定的时空性。特定法律术语含义的建构具有一定的社会性，而术语某一既定的含义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被解构，而这解构的过程又是新一轮的建构，即重构。法律解释不是纯粹的解释方法应用，而是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对话的过程和结果。该研究表明，从社会符号学的视角来审视法律解释活动、法学方法论具有很强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践解释能力。

包容型领导对下属工作绩效的作用主要以心理认知为传导机制，积极情绪是心理认知研究领域的焦点之一，但积极情绪是否是包容型领导与下属工作绩效之间的传导机制还未得到验证。本研究基于组织支持理论，运用问卷调查法，通过对255套领导-下属配对数据进行分析，从积极情绪的视角探讨了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创新绩效和任务绩效均有正向影响；2.包容型领导对员工积极情绪有正向影响；3.积极情绪对创新绩效和任务绩效均有正向影响；4.积极情绪在包容型领导与员工的创新绩效、任务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以创业带动就业”是中国积极就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新创企业的出现将改变过去以现存企业作为吸纳就业主体的格局。但新创企业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带动”关系。已有的研究证明创业对就业的影响存在岗位创造效应、挤出效应与供给方效应。更多新创企业可能增加就业总量，也可能降低就业总量。新企业建立后，新企业之间、新企业与现有企业之间激烈地互动与竞争，更强大、更具创新性的企业存活下来，此时就业总量才会更快地增长。本文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综述了新创企业带动就业的研究，并根据已有的针对发达国家和中国的研究，对创业带动就业提出政策建议。

文章在对中国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评析的基础上，基于企业实际决策者视角构建委托代理框架下关于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投资、高管薪酬与企业产出绩效的理论模型，进而采用2009-2014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对理论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1）高管薪酬与企业产出绩效显著正相关；2）民营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产出绩效呈现“倒U型”关系；3）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投资会显著降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本研究深化了对我国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认识，对进一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动力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对于企业高管薪酬契约设计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015年4月，国家卫计委等6部委颁布《关于开展全国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卫疾控发(2015)57号)文件，成为中国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元年，标志中国精神健康社会工作时代来临，具有划时代和里程性历史意义，标志中国人健康需要结构转型和卫生保健体系建设走向现代性，精神健康已成为全民性、普惠性和最高层次的健康需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精神健康政策法规取得显著成就，初步形成中国特色精神健康政策法规体系框架，但是社会工作者却始终处于“边缘化”地位，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专业作用。本文首次简要勾勒中国现代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实务体系框架范围内容与优先领域，重点是构建中国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实务研究议程，构建中国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实务问题清单目录”，指明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发展方向，为健康中国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建设奠定社会工作基础。

本文以昆明Y医院精神科社会工作为个案，阐述了精神科社会工作的主要内容与方法，发现人本主义和认知行为治疗模式指导下的精神科社会工作的开展，减轻了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增强了患者康复的信心，改善了患者的认知和行为，促进了患者的心理社会康复。但是，其服务手法和介入层面局限于个人和院舍，缺乏对家庭、社区的介入；服务深度不够，不能满足患者全人康复的需要。未来精神科社会工作需要向介入层面和系统多元化方向发展，并坚持社会工作本位，在多元团队合作中提升服务质量。

本文探讨了精神障碍患者对养老方式的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提出相应的政策指导。采用目的抽样方法对上海市220位精神障碍患者进行问卷调查，使用χ2检验和多项Logistic回归方法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研究对象选择家庭养老23%，机构养老12%，社区居家养老19%，精神障碍患者养护机构养老46%。年龄、月收入、精神疾病类别、住院年限、“养儿防老”态度、认为普通养老院是否接收老年精神障碍患者因素对养老意愿影响显著。精神障碍患者养老意愿有其独特性，应推进社区精神康复养老机构的建设。

自2006年以来，中国专业社会工作经历了快速发展的10年，一方面专业服务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展；另一方面服务专业性的困惑和理论诉求越来越明显，尤其精神病人社区康复服务领域，这一矛盾更为突出。本研究跟踪深圳市南山区慢性病防治院的主动式社区治疗，这种访视社区重性精神病人的长期陪伴服务，发现：1.长期陪伴服务具有时间跨度较长、场景特征明显、服务焦点生活化、服务方式综合化和服务关系朋友化的特点，与专业推崇的目标清晰、成效明显的短期聚焦服务不同；2.长期陪伴服务是关注服务对象日常生活技能提升和社会歧视消除的场景服务，有自己的专业要求，是另一种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3.中国本土专业社会工作采取的是试点推进的场景服务，作为场景服务的典型代表——长期陪伴服务，是本土社会工作成就自身专业性的最好方式。本研究的结论有利于本土社会工作者反思专业服务的标准，拓宽专业服务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