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探讨了企业家才能的制度维度问题。企业家除了为社会提供产品之外，还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制度，这种影响虽不易觉察，是“看不见的”，但确实存在且意义深远。这使我们认识到即便是一个在产品方面为社会创造了价值的企业，也有可能是“制度破坏型的”。文章通过把制度分为组织、通行的法则和文化三个层面，解释了为什么企业家的“理性”行动，可能会形成一种与自然法相背离的“流行风气”，并最终导致一个社会制度环境的恶化。文章最后认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并不仅仅是致力于公益、环保等等，更是有意识地推动制度的改善。

本研究围绕多个大股东结构下的大股东与公司治理问题，对多个大股东存在的现象、大股东之间的股权制衡、大股东关系进行了系统回顾与评述。我们发现，多个大股东结构下股权制衡失效的原因首先是对“大股东关系”认知的混淆，相应地,关注微观主体特别是第二大股东的治理作用也成为研究股权制衡的有效切入点。

上海以政策干预、政府主导、市场优化为特征的人口调控政策，在城市发展、外来人口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一定进展，但以往户籍制度下的人口调控政策在限度和效率下日益显现其不足。有鉴于此，新型户籍制度下的人口调控急需构建一个清晰的分析框架，政府需要明确其在社会、政治、经济中所存在的博弈，所要面临并亟待解决的人口问题。笔者认为，须在尊重新型户籍制度内涵的原则下，以关注不同时段、不同空间、不同阶层人群的人口调控方式，重构上海人口调控战略方针。

贫困代际传递是反贫困的一个重要挑战，通过强化与创新儿童发展政策的介入对于打破贫困陷阱具有积极的作用。本文基于陕西省白水县的问卷调查数据，从资产社会政策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农村家庭资产拥有和金融能力特征及其对于子女自我发展认知的效应，同时以儿童发展账户项目为主要政策介入形式，探讨了面向儿童的资产政策干预可行性。论文的研究表明，当前农村的反贫困亟需纳入更加积极和整合的家庭与儿童发展干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