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赋予监察机关以一定的立法权限，这是监察法律体系建设的需要、监察工作顺利开展的需要以及被监察人合法权益保护的需要。要赋予监察机关以立法权，必须解决法律规定上的缺失问题、澄清对监察机关性质以及与纪委合署办公所带来的认识上的误区。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难以满足立法赋权的需要，必须通过修改立法法等相关法律，赋予监察机关以立法权。要明确行使立法权的监察机关层级，只有国家监察委员会才能行使监察立法权；要规定监察机关立法权行使的范围，即对监察职权、监察对象范围、监察程序、监察与司法衔接、监察机关内部管理等问题做出细化或规定；要明确监察立法权行使的方式，包括制定监察法规和做出监察解释；要厘清监察立法的监督问题，监察立法要接受国家权力机关的备案审查。

通过立法构建监察官制度是贯彻实施监察法的要求，也是监察官专业化的客观需要。通过监察官法确认监察官专业化的发展目标和基本框架，有利于推进监察官制度的法治化，促进监察官队伍高质量发展。针对中纪委监察官法（草案初稿）关于监察官范围和任职条件的规定，提出以下立法建议：“全员式”进入监察官序列的设计思路值得商榷。监察官属于特殊的监察人员，其范围应小于监察人员。监察人员也不同于监察机关工作人员。适当放宽监察官任职的身份限制。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虽然不宜作为初任监察官的任职条件之一，但是可在初任监察官考试时享有法律科目的免试或作为未来晋升时的考量因素。

根据监察委员会成立以来法院作出的768份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职务犯罪案件委托律师辩护率高；留置期限整体较长、解除留置后逮捕率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速裁程序适用率低；非法证据排除难；定案以言词证据为主，证据之间相互“印证”成为此类案件典型的办案模式。在具体操作中，还存在与刑事诉讼法衔接不畅的问题。基于此，应当保障辩护律师介入的时间和诉讼权利；提高留置措施的适用标准；明确职务犯罪案件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标准和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的调取、出示程序；庭审中应当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加强证据审核，建立证人、鉴定人和调查人员出庭作证机制。

日本18世纪前期的学者富永仲基在《翁之文》尤其是《出定后语》中，以理性的学术研究，改变了以往以“信仰”为前提基础的日本佛学与儒学的基本格局。他从儒学介入中国文化，由佛学介入印度文化，又把印、中、日三国进行比较分析，以“幻”“文”“绞”（质）三字概括三国的不同特点，同时提出了“加上说”及“言有三物五类”等一套理论方法，使日本学术史从国别研究进入了亚洲区域研究及“东方学”领域，并且在东方三国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诚之道”，来综合东方三道，使得日本的儒学、佛学由信仰的体系而转换为学问的体系。富永仲基对东方传统文化既有理性的分析批判，也有自觉的认同与继承，是近代前期日本第一个有着自己明确方法论的学者，其研究成为近代东洋学和现代东方学的滥觞或源头，产生了深远影响。

基于经久不衰的“赌赛”风气，《西游记》善于将各种争强好胜的预测打赌与武力打斗以及心智斗法等游戏性较量纳入“赌赛”命题加以叙述。在这些“赌赛”叙事中，孙悟空与各路神仙、妖魔不是为了赢钱争物，而是以“赌输赢”“决胜负”为意。小说既借预测结果的“赌赛”叙述增强小说文本的悬疑性；又借武斗竞技“赌赛”叙述满足读者寻求惊险刺激的审美心理。各种“赌赛”叙事还将争强好胜的“心魔”蕴含其中，既使得神魔小说饱含世俗性，又有效地服务于“游戏中暗传密谛”创作主旨。从“赌赛”叙事维度看，《西游记》是一部“游戏”小说，蕴含着悬疑、惊险以及庄谐交织等多元审美意趣。

康德针对绝对空间展开的继承性批判成为重构空间思想的必由路径，他用“绝对纯粹”来替代“神秘经验”，这是一个非神学的空间阐释框架，被誉为“哥白尼式革命”。在划清和传统空间观念的界限之后，康德以“经验”和“先验”为视角来廓清自己的理论构想并论证得出空间的重要属性：经验实在性和先验观念性。从这一结论亦不难看出康德对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的贯通融合，即主体凭借空间化的表象，将内感官之“我”视为审美对象，这实际是上承“先验感性”中的论述。除此之外，康德空间观已预设了现象学的基本判断，这实际上开启了空间研究从经验性走向境域化、从形而上走向“具身化”的可能性。

新《证券法》直接体现了数字经济的内容，主要有：将对客户保密制度升级为投资者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明确信息披露的载体包括证券交易场所网站，规定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可以提供信息服务，在证券交易方面大幅度增加电子化交易的内容，尤其是新增了程序化交易和信息技术系统服务机构，等等。当然新《证券法》在信息技术系统服务机构和程序化交易方面需要进一步细化。而诸如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都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技术，它们虽然没有规定在新《证券法》中，但却对于新《证券法》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未来包括投资性众筹、智能投顾和区块链结算在内的数字经济内容将会在新《证券法》的进一步修改中得到更多体现。

在实践中为防止办案人员过高或者过低地把握逮捕条件而导致逮捕措施的异化，必须设置清楚准确、具有可操作性的逮捕证明标准。从整个刑事诉讼证明体系来看，逮捕的证明标准要低于起诉和定罪的证明标准，高于立案的证明标准，体现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递进性、层次性。我国逮捕证明标准总体上应当达到证据“清楚可信”的标准，即有关案件相关事实和被逮捕人情况的证据要清晰并且证据之间没有互相矛盾，使决定逮捕的检察官相信被逮捕人达到法定的逮捕条件。是否适用逮捕措施需要明确的证明标准，逮捕三要件基于不同特点也需有各自的证明标准，将中立的裁判者做出决定时达到的内心确信引入证明标准中，从而清楚地表述出三要件的证明标准。

政策执行力是现阶段高质量发展的研究焦点及难点问题。依托计划行为理论和情绪感染理论，提出了考虑情绪感染调节作用的政治信任与政策执行关系假设，并基于162份有效样本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验证。结果显示：(1)政策受众者对政府、政策、官员的信任程度，直接影响其对政策执行效果(尤其是经济绩效)的认知。(2)政策受众者的情绪感染力，会不同方向地干扰政治信任程度与政策执行效果认知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情绪感染对政治信任与行政绩效关系发挥了部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对政治信任与经济绩效关系发挥了部分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文章将生产率增长分解为部门内生产率的增长和部门间资源的重新配置，分析造成中国省际制造业收敛而整体经济增长分异的原因。研究发现：服务业部门在省际间的发散是导致整体经济不收敛的关键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尽管制造业的生产率在省际间是收敛的，但是由于制造业劳动力加速转出，导致制造业收敛对整体经济的收敛作用被产业结构的变迁削弱了；从农业流出的劳动力进入服务业和非制造业部门，而不是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制造业部门，产业结构变迁对整体经济增长的实质拉动作用受到限制。

通过研究不同收入水平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弹性和减税降费带来的价格效应，文章综合分析减税降费对城镇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城镇居民各类消费的边际支出份额并不必然与收入水平之间呈现线性关系，且消费行为在不同收入水平之间存在异质性；增值税税率下调能有效降低投入产出部门的成本和价格，促进城镇居民各类消费价格指数下降，其中卫生、社会工作和社会保障部门的价格下降效应在服务业中表现较为突出，推动医疗保健消费价格的降低，进而减少城镇居民相应的支出负担；减税降费从整体上能够有效改善城镇居民消费差距，但仍需密切关注中等收入户与低收入户之间的消费差距。鉴于此，相关政策的落实可以从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落实减税降费效果和完善消费税制度等方面进行，以缓解消费差距问题。

住房按揭贷款市场向来关注借款人学历水平，但有关学历与借款人行为内在关系的研究却相对不足。以住房公积金贷款为例，利用某重点城市2005-2014年住房公积金贷款还款数据，构建Cox比例风险模型，从总体影响、被动逾期、主动逾期、年龄效应等多个维度，对借款人学历与其还款逾期行为之间的联系进行系统性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偿还住房按揭贷款的过程中，高学历借款人的信用水平相对更优，他们的被动逾期和主动逾期行为发生概率均相对更低，并且这一规律在年轻借款人群体中更加明显。因此，商业银行、住房公积金中心等（准）金融机构可以充分利用学历信号在识别借款人信用过程中的上述作用，进一步加强住房按揭贷款风险防控，更好地实现金融服务供需有效匹配，提高授信方资金安全性和受信方金融可得性。

建立社区工作者能力量表能够填补当前社区工作者能力界定研究的不足，同时为探索我国社区工作者能力的内涵和未来提升的方向提供参考。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和政府行政力量共同形塑了社区工作者能力的界定，构成了我国社区工作者能力发展的背景。量表的开发借助社会工作专业能力模型，分别从政策、文献和实践角度，梳理了与社区工作者相关的能力条目，在此基础上，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筛选出30个条目，共分五个维度，包括：分析判断的能力、维护关系的能力、依法治理的能力、建立项目的能力和服务群众的能力。心理测量学检验结果显示，该量表具有较为良好的信效度，可以为开展社区工作者能力内涵研究、促进社区工作者能力发展提供参考。

人工智能时代的司法权面临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信息革命成果的重大刺激和影响。中国的司法权理论在人工智能时代亟需建构新的理想图景。在法律适用与事实认定上，人工智能将相关关系的思维方式引入裁判决策，通过大数据库实现“同案同判”，并导致司法权从被动行使到主动出场。在司法的公正价值与效率追求上，人工智能的应用将带来司法成本的锐减、司法效率的指数级提升、司法公正的重新审视以及裁判主体的智能化建构。在司法的制度规制与技术约束上，信息技术的硬约束将代替司法制度的软规范，可以运用区块链技术升级证人保护制度以及尝试建构审前风险评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