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清”是新型政商关系的核心内容，而政商关系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关键性环节，因此对新型政商关系的测度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浙江省11个地市为样本，从“亲”“清”两个维度出发，构建了包含服务力、支持力、企业活跃度、亲近感知度、政府廉洁度、政府透明度及廉洁感知度7个方面的新型政商关系“亲清指数”测度体系，运用功效系数法对浙江11个地市2018年政商关系构建水平进行测量。测度结果表明，浙江省11个地市新型政商关系构建总体情况较好，但呈现出地市区分度较强、差异性较为明显的特征，据此从提升政府对企业的服务力、支持力，打造廉洁政府、透明政府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孟子认为人的本性在现实情境的感发下产生“四心（端）”。“四心”集感知、想象、情感和直觉等感性因素于一体，其作用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审美活动。“四心”的感受体验过程在儒学中具有重要地位，较好地体现出儒家的价值追求，所以称之为“儒家的审美方式”。它虽然对中国古代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在美学理论上并没有被充分自觉，不像自然情感感发那样发展出感物学说。重视这种审美在道德活动中的基础地位，有利于缓解道德主体内心的冲突，并可以抗拒在道德活动中对既有观念和规范的非语境化运用。

姓名权是最早被确立的人格权，与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等其他“人格权”有着本质区别。姓名权是权利，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等其他“人格权”本质上仍属于法律上的利益。姓名是人身外之事物，为权利客体；也只有借助“权利”这个技术工具才能建立起其与特定主体之间的勾连。生命等人格利益是人之本身的必要要素，作为权利客体会造成主体与客体的混淆，而且不通过“权利”这个技术工具，也能实现其与特定主体之间的连结，并通过对“人本体的保护”而获得法律救济。姓名权具有自我决定姓名、使用姓名、变更姓名、请求他人以正确方式称呼自己等积极权能，以上积极权能决定了其必须在侵权法保护之外，独立构成一种权利。生命等人格利益并不具有积极权能，仅消极被动地受侵权法之救济，故其没有成立权利的必要。相反，若承认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等人格利益为权利，反而会为其添加有害的处分权能，从而带来贬损人格尊严的危险。以上反思，亦有益于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的立法之完善。

随着《宪法修正案》《监察法》和新《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实施，监察委员会业已成为我国的反腐生力军，其在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中与检察机关应当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然而，现实中践行这一原则仍存诸多困惑，如监检现实地位不对等、权力配置不对等、检察监督监察法律缺失、监检衔接机制粗疏等，即使刚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也未能有效解决。因此，遵从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内在要求，在尊重监察委员会的监察监督和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各自特点的基础上进行具体制度设计，构建有效合理的监检关系，是国家监察制度目的实现的重要保障。

涉法新闻报道作为司法与传媒的交界领域，对无罪推定原则的认识和贯彻还存在缺失和不足。随着近年来各种形式的媒体技术，特别是自媒体的出现，使得舆论对司法的影响与日俱增，涉法新闻报道领域对无罪推定原则的无视与侵犯已日益成为影响司法公正和社会稳定的负面因素。文章聚集涉法新闻报道中涉及无罪推定原则的情况，讨论在新闻报道中如何正确应用无罪推定原则和背离无罪推定原则可能造成的危害，以及尝试从涉法新闻报道的规制角度，探讨如何在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的前提下形成新闻报道与司法公正的良性互动。在新闻报道中应当尊重无罪推定原则，需要明确媒体的社会责任，确保司法透明，对涉法新闻报道应当依法进行规范，可以通过立法授权司法机关对新闻报道案件情况加以限制，还需要赋予法院对其审理案件相关新闻报道活动进行规制的权力。

目的正当性审查在比例原则适用中的定位需要重新审视。通过对国家发改委“缓降油价决定”在目的与手段关系上的个案考察，比例原则在石油调价风波中的适用，可能遭遇“悖离情境”。这直接关乎“目的正当性”审查在比例原则中的定位。对此，学界和实务界存在从“审查不足”到“审查过度”间的短板交接。比例原则对目的性审查需要秉持克制态度：既作为不可或缺的审查环节，但不能赋予其独立之阶层秩序的地位。可将“预备阶段论”建构作为比例原则目的正当性审查的探索方向。对于“缓降油价决定”的实体性评价，即使以目的正当性审查启动，也应伴随比例原则预备阶段论的适用，截断以“不恰当目的”之相关审查标准。

移动社交媒体的虚拟品牌社区是价值共创的新平台，近几年成为研究的热点。既有研究主张企业是价值共创活动的价值引导者，但对企业如何扮演价值引导者角色缺乏理论探讨。文章以全世界移动社交媒体营销的成功典范星巴克公司为例，对469份质性数据进行了扎根理论分析，构建出移动社交媒体的虚拟品牌社区价值共创引导机制模型。该模型阐释了企业如何引导价值共创。基于模型文章构建出企业引导的价值共创的三个维度：使用价值、共同生产和共创绩效，并构建出移动社交媒体虚拟品牌社区的价值共创的七个引导机制，即消费需求刺激、强势品牌传播、接地气的消费者关怀、O2O体验、平台互动、消费者契合和纽带强化。

采用单案例纵向分析方法，对一个城市迁移家庭的收支账本数据（1986—2017年）进行收集整理，分别研究迁移家庭与国家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与迁入地、迁出地平均收入和支出水平进行比较，分析影响迁移家庭生活水平变迁的因素。研究发现：第一，向经济发达地区迁移的城市家庭一定程度上分享到国家经济发展成果；第二，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严重影响了迁移家庭的相对收支水平，实质上降低了迁移家庭生活质量；第三，退休金增长制度、户籍改革制度、代际孝顺行为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对迁移家庭的负面冲击；第四，家庭结构的变化对于迁移家庭的影响不确定，取决于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因素的均衡考虑。

基于“价格尺度”与“时间尺度”等因素构建了股指期货市场流动性的新指标，并从周期性视角利用频谱分析法研究了股指期货、现货市场流动性之间的联动效应。选择2010年5月—2016年7月沪深300指数及其股指期货的日度数据进行实证，单谱分析表明股市流动性的主周期比股指期货市场流动性长1个多月，但两者的次周期比较接近；交叉谱分析发现两类市场流动性在2015年9月前后存在结构性差异，周期同步性由弱变强，交互敏感性由双向变为单向且影响程度也有所增强，领滞时间明显缩短。可见，调控政策的出台对两类市场流动性之间的周期联动关系影响显著。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最大的理论创新是首次明确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均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成为实现两个目标的核心。现代社会福利制度主要由国家福利、市场福利和社会福利三部分组成，社区福利体系是狭义社会福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10月28日，民政部等16个部委首次发布国家级《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6—2020年)》，标志2016年成为中国社区社会工作与社区福利体系建设元年，中国城乡社区福利和追求生活质量时代来临，反映中国社会正在由1980年代的“社区服务”，经由1990年代的“社区建设”，进入2010年代的“社区福利体系建设时代”。如何统筹规划、科学设计中国现代社区福利制度框架，如何推进社区福利与幸福和谐社区建设运动成为国家社会政策议程的优先议题。社区福利体系与美好和谐社区既是和谐美好社会与美好生活的基础部分，又是构建美好和谐社会与美好生活的基本途径，还是观察美好和谐社会和幸福美好生活的最佳视角。构建美好和谐社会、幸福和谐社区和社区建设、社区服务活动“不约而同”聚焦社会福利与社区福利制度建设。中国现代社区福利制度框架决定社区服务体系和社区服务中心性质、定位、地位、功能作用。

精神科中途宿舍是为精神病康复者提供的过渡性住宿服务，能帮助其通过住宿服务里的社区生活训练恢复正常生活，从而成功融入社会，是实现社区精神康复的一种新形式服务供给。文章介绍了香港地区精神科中途宿舍的发展历程及服务现状，指出其在政策、组织、理念等方面的经验优势，以及在离舍情况、专业人力、职业康复训练等方面面临的现实挑战。最后，基于香港精神科中途宿舍服务经验反思基础之上，从政策保障、组织培育、队伍建设、具体服务等方面对内地精神科中途宿舍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

中国画的空间感在近代发生了一次意义深远的转换。宗白华堪称这次转换在理论方面的集大成者。在他的中国美学研究中，空间意识或空间感始终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将他的生命哲学与艺术意境理论连接起来。空间感固有的“动”与“静”“实”与“虚”的整体结构关系的重心，在宗白华的中国美学研究中发生了一次由静到动、由虚到实的转移。这一转移首先是西方现代生命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对话的产物。中西对话又被特定的文化氛围所提出的主题所形塑。这个主题即是近代中国“道德革命”以来逐步形成的由概念到个性的道德主题。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画空间感转换的深意在逻辑和历史两个层面上就能够得到更深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