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芝的《在巴尔雅海滩》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重要作品。这是一部发人深省的伦理悲剧，更是体现了作家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部戏剧。这部戏剧贯穿着一条从自然情感、自由情感到伦理情感、道德情感的发展线索。由于为人处事大多出于内在自然情感和自由情感的驱动，库胡林未能担当起丈夫、父亲和小国王等伦理责任，引发了艾芙和科纳哈的嫉妒、报复和陷害。而库胡林与过去从未谋面的儿子建立起的伦理情感和道德情感，让一生杀人如麻的他根本无力承受杀死儿子的巨大悲痛。最后他发了疯，跳入大海中与海浪作战。通过《在巴尔雅海滩》中库胡林杀子而陷入疯狂的悲剧，叶芝告诫爱尔兰民众一定要完善自己的道德，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才能推动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

作为萧伯纳社会问题剧的代表作，《华伦夫人的职业》生动地描绘了经营不正当行当的华伦夫人与女儿薇薇之间由于社会黑暗造成的成长环境、教育背景、生活方式的不同，导致母女俩关系恶化并分道扬镳的场面，从而揭示了维多利亚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对底层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本文将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研究视角，回到亲情破灭事件的“伦理环境”，分析剧中人物的“伦理选择”“伦理身份”“伦理混乱”，以期更好地剖析剧中和谐家庭伦理关系难以形成的根源。

哈罗德·品特于1963年创作的剧作《情人》是一部关于婚姻伦理反思的作品。理查德和萨拉夫妻间假扮情人的“幽会游戏”是这部作品中的主要戏剧情节，是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特殊伦理语境下人们所持有的两性/婚姻观最为生动、客观地写真。通过“幽会游戏”这一“戏中戏”的表现手段，品特极力展示导致“情人现象”发生的本质原因，即人的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共存的两面性本质。两人试图逾越婚姻的欲望成为危及他们婚姻关系的闯入者。游戏中，两人完全被兽性因子所主导，意志冲突中自由意志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透过“幽会游戏”的表面，可以看到游戏下面掩藏的本质就是如何进行伦理选择。与此同时，剧作家也指出“婚外情”对于健康家庭和婚姻生活带来的危害性。

《欲望花园》是一部描写享乐主义的伦理悲剧，剧中的男女主人公因为追寻物质欲望的满足而逐渐丧失了自己的理性，并最终在兽性因子的控制下实施谋杀他人的伦理犯罪。通过故事讲述，作家刻意渲染一个幸福的家庭是如何在物质欲望的支配下一步一步走向毁灭的，最终代表非理性意志的“享乐道德观”战胜了代表理性意志的“行善道德观”。论文援引文学伦理学批评为研究方法，逐一分析作品中戏剧人物理性丧失、道德堕落、伦理缺位等伦理问题，以此窥视作家的伦理图景：通过书写戏剧人物的极端的“享乐道德观”及其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以此寄寓人们对于“行善道德观”的向往与追求。

联系中原沦陷，学术南移的史实，参考“文献”概念的历史演变，在南宋时期，“中原文献之传”是指以口传议论的方式传承北宋中原学术，说某人“得中原文献之传”，是指其学有渊源，所习之业与北宋中原学术有着传承、授受关系，延续了儒学复兴以来的思想。吕祖谦“得中原文献之传”则指他以口传议论的方式继承张载、二程之学，代表了南宋时期关洛学传承的正宗。吕祖谦的家学渊源和师承关系都与关洛之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他讲授关洛之学与时代政治、学术氛围相一致。准确理解吕学与中原文献之间的关系，可以为解读吕祖谦哲学思想提供可靠的学术参照。

自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可同被告人核实证据以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围绕核实证据范围问题展开了争论。在狭义理解核实证据目的的基础上，核实证据范围限制论者主张限制核实证据的种类、预先审查核实证据的范围、阅卷权应当专属于辩护律师。但是，从立法理由中所展现的保障被告人的有效质证、维持律师与被告人“核实证据”的基本构造、有效准备辩护的角度分析，被告人应当通过核实证据进行全面阅卷，辩护律师与被告人全面核实证据因而具有正当性。

我国主要采取犯罪共同说，对片面共同犯罪持谨慎立场。共同犯罪的网络异化导致片面共同犯罪陷入理论和司法适用困局，司法解释和立法修改先后共同促成制裁网络片面共同犯罪的新格局。网络运营商和服务提供商明知负有网络安全管理义务、仍积极提供网络帮助或放任不管且造成法律所不允许的风险时，具有实质的可罚性。但应根据主客观要件综合判断网络正常业务行为的处罚边界。依法公开审理“快播”案昭示制裁网络片面共犯的司法导向。

在当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背景下，从历史渊源视角考察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决定因素问题不仅有助于从理论上解释中国企业家活动的地区差异特征，还有助于为当前经济增长提供新的线索。本文基于中国省级层面的数据资料实证测度了作为历史因素的商业文化传统对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程度。实证研究表明：历史上商业文化传统资源越丰富的地区往往也是拥有丰富的现代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的地区，即现代企业家精神的传承和培育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为了减弱内生性问题对估计结果的可能影响，文章使用建国初期的商业贷款占比、识字率作为商业文化传统的工具变量，IV估计结果再次印证了上述结论。

研究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是解读国家治理的深层密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本研究从结构功能、治理过程和组织制度三个视角，梳理了近十年来我国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的文献，发现制度的影响力是现有文献着重强调的核心内容。研究经历了从正式的国家治理体系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决定性影响走向央地政府的互构、地方政府与地方社会制度的相互塑造；从规范研究走向实证研究；从宏观研究走向中观研究；从以组织为中心的研究走向以组织场域为中心的研究。未来应该采取实证和比较研究的方法，着重研究政府组织内部或组织间的互动导向制度的形成、强化、弱化或再制度化的过程，进而探索地方政府行为的一般性逻辑。

基于2000—2012年中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本文发现金融发展通过企业家精神的中介渠道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即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企业家精神就越活跃，进而城乡收入差距就越小。通过比较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的回归结果本文还发现，上述三者之间的关系与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有关，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东部地区最显著，市场化程度中等的中部地区次之，市场化程度最低的西部地区最小。

政府保障性住房是为了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基本住房需求，故公共住房的居住满意度是评价政府住房保障职能的关键因素。本文总结了公共住房居民的满意度研究成果，分析了国内住房保障机制满意度低的原因，并通过浙江案例收集了保障性住房居民的满意度评价数据，发现平均居住满意度接近“比较满意”，居民对保障性住房的数量也基本满意，但分配公平性略差。因子分析结果得出了影响政府住房保障机制满意度评价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还表明：多数被调查者认为经济适用房交由品牌开发商建造后房屋质量可能会提高，并且倾向于接受为提高经适房质量所导致的价格上升。

浙商是我国重要的商业群体，改革开放后的浙商发展史就是一部从有形的产品优势向无形的品牌价值转变的提升史，浙商的品牌资源成为其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文化资产。本研究选择品牌符号学视角，在梳理浙商发展的符号优势基础上，对改革开放后不同阶段浙商品牌所具备的符号内涵和要素构成进行探讨，构筑A型模式、GB模式、DB模式和IB模式四种品牌模型，在当下文化产业发展的大趋势下，为浙商积极参与文化产业发展以及提升自身品牌符号活力，参与全球品牌竞争提供理论参照。

国家治理的一个核心议题是如何优化基层社区治理，这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具体需求、利益与诉求，如果不能有效回应，国家治理架构就失去了根基。因此，今天面临的议题是如何面对基层社会治理的挑战与困境，实现创新发展。

社会治理是因应当前中国社会加速转型的一项重要举措，其主旨和目标是形成一种“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多元治理新格局，在服务中实施治理，在治理中体现服务。然而，由于传统计划经济形成的政府单一主体治理格局等制度惯性因素的存在，我国的社会治理体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如，行政控制理念较强，社会服务理念薄弱，治理手段刚性有余，柔性不足，相对缺乏对人性的细微关照和对公众多元需求的深入考量。藉此，我们尝试引入社会工作来弥补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学界周知，社会工作为一项专业的社会服务与治理模式，一直秉承“用生命影响生命”的理念，兼具“寓服务于治理，寓治理于服务”的特质，是一种注满价值的道德实践，有别于传统上政府行政性的治理理念与手段，一方面，社会工作以服务对象的“问题与需求”为工作中心，彰显出人性化、非强制性和去行政化等柔性治理的特质；另一方面，社会工作具备一套科学系统的社会服务理念、理论、模式与技巧等，是一种治理技术和艺术的复合体。这些足以使其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有益补充，由此，将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两个议题勾连在一起，形成一种刚柔相济的治理格局与艺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促进社会更人性化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治理的概念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被俞可平教授引入中国，直到2013年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上，才作为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被学术圈内外广泛接受。然而，在谈论社会工作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之前，我们首先还是要梳理清楚治理的不同理论流派，然后再结合现实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具体方式和发挥的具体作用，来建构二者的理想关系模式。

政社之间何以建立起一种独立平等、互信互助的合作关系，以促进政府购买服务政策预期成效的达成和社会需求的因应，乃是当前新型政社关系建构的核心议题。针对当前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中政社关系存在的政社不分、法制真空和互信缺失等多重特征与现实困境，本文引入善治理论作为替代性分析视角，从体制再造、依法治理与合作治理三个维度构建了新型政社关系建构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引入契约精神与友善制度作为构建新型政社关系的核心要素，以探索实现刚柔并济新型关系的策略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