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出版从体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为主的计划模式向计划与市场相互交织的语境变迁,意识形态语境下文学出版依附于政治任务。实行改革开放后,由于国家工作重心调整,出版制度的改变,市场因素回归,文学出版表现出新的时代面貌,在逐渐宽松的话语环境中,文学出版在遵守国家出版政策之外也在商品经济的引导下探索自身发展道路。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电子媒介的兴起,多媒体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文学出版在观念上呈现出多元化特点。

战后初期的日本文坛涌现出一大批书写二战体验的文学作品,从战场体验、战俘体验、原爆体验、战后体验、被占领体验等角度阐释了作家的直观感受。同为二战体验书写,不同文学流派、不同作家个体的表述方式大相径庭,反映的战争观也相距甚远。既有深刻反省法西斯侵略战争罪责的良知作家,也有试图模糊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区别的文学作品。我们在进行文学批评时,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不仅是尊重历史真相的表现,也是维护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客观要求。

无论是在二战爆发之前,战争期间抑或是二战结束之后,宫本百合子始终坚持对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发动的不义战争进行抵抗,通过小说、评论、日记等载体,表达出对于发动战争的军国主义政府的痛恨,对于战争而遭受伤害的人们的同情,以及对于战争所带来的人性摧残的强烈控诉。与沉溺于强调战争给日本国民带来伤害的其他日本作家不同,宫本百合子清晰地认识到了日本在二战中所扮演的侵略者角色,同时,其反战还与民主运动和女性解放运动联系起来。即使在二战结束之后,宫本百合子仍旧不遗余力地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的不义本质,为预防战争的再次爆发敲响警钟。

二战以后,一些日本作家开始将目光投向战争本身,通过查阅文献、实地采访等方式进行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笔触涉及战争场景、军人个体和社会动向,形成了一定意义上的“战争伤痕”文学。其中,人物的共同特征之一是具有“战争体验”。但是,一部分人物、如《不毛地带》中的一岐正等被表现得过于高大,文学虚构性掩盖了历史真实性,反映出作者对战争伤害的认知缺乏彻底性和客观性,易使读者产生误导,令其陷入民族主义的定向性思维。因此,需要通过文学批评,帮助日本民众了解战争、反思历史。

井伏鳟二与井上光晴是活跃在日本战后文坛的作家,均因创作“核”主题作品而备受关注。在没有经历核轰炸、没有“被爆”体验的前提下,分别创作了“原爆”文学与“原发”文学的代表作《黑雨》和《西海核电站》,两位作家非“被爆”体验下的“核”书写,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他们渴望和平的美好愿望。

有着日本“夏威夷”之称的冲绳,在向世人展示其碧海蓝天的同时却弥漫着战争遗留的伤痛。目取真俊作为新一代冲绳作家,虽然没有直接的战争体验,却以其独特的视角于文学书写中客观地再现那段创伤记忆,并从战争催生的恐惧、空虚和绝望中挖掘出关于生的感悟、痛的思索,完成对受创主体的灵魂救赎。目取真俊关注的并非是战争本身,而是战争对冲绳民众精神上的巨大冲击,在诠释战争、创伤和救赎的同时彰显了其对冲绳命运所倾注的伦理关怀和对民族未来的深度思考。

现代政治哲学因其缺乏对政治限域的清醒认识,容易陷入政治烂漫主义和政治虚无主义的泥潭。与此相反,施特劳斯秉承古典政治哲学的智慧,认为政治生活存在着人类理性无法逾越的界限:政治生活的最高上限是哲人王的统治,但这是可欲而不可求的;政治生活的最低下限是自然正确的原则,这是任何政治社会赖以持存的根基。以此视野为基础,现实政治实践的枢机就在于智慧与同意的平衡,这就是古典政治保守主义的根本精神。

富二代身份财产的法律制度基础在于身份关系与私有财产保护,私有财产的横向扩展为家庭财产,纵向延续为继承财产,这些法律制度同时也塑造了富二代身份的财产强权。富二代身份财产政策应该考量:财产的私权性与社会性,财产占有的效率,财产继承与代际公平,财产权力滥用问题。富二代身份财产具备有限的正当性,既要完善股权和信托制度为其提供服务,又要通过遗产税平衡其个人与社会的利益,还要突破形式公平约束其财产权力滥用。

重视检律关系,关注检律之间的职业协调性,是世界各国刑事司法实践的共识,亦是当前我国中央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在此背景之下,检律关系也需要重建。因此,这就需要探讨构建新型检律关系的基础与价值,分析构建过程当中存在的诸如司法理念滞后、检律互信缺失等障碍,提出构建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相适应的新型检律关系路径:必须更新执法理念,着力构建六大机制——检察制度文化与律师制度文化互动机制、检律间优秀人才交流机制、检律参与刑事诉讼保障机制、及时规范化解检律冲突的常态机制、多元监惩机制、律师评估检察官执法机制。

根据1996—2014年《法制日报》报道的974份刑事案例进行分析,发现自1996年以来,在法庭上穿“马甲”的刑事被告人的数量没有减少,呈现出反复和上升的趋势;刑事被告人是否穿“马甲”受到其身份、所犯罪行和文化程度的影响。这说明我们的司法机关还未能充分保障刑事被告人的尊严和权利,且未能做到平等地对待刑事被告人。最近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已经明确禁止刑事被告人在法庭上穿“马甲”,但隐藏于“马甲”背后的司法偏见仍须慢慢祛除。

文章基于中国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资料定量测度了历史因素对现代商业精神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历史上曾拥有频繁商人活动的地区,越有利于现代商业精神的涵育;历史因素可解释不可观测地区固定效应的32.8%~40%;各种稳健性检验均表明,与市场化制度变迁进程较缓慢的地区相比,历史因素在市场化制度变迁进程较快的地区对现代商业精神的促进作用更强。为了减弱内生性问题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基于工具变量法进行了实证检验,从而使本文结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从经济学发展历程和经济增长理论角度,阐述包容性增长需要依赖自然资源,需要适当地区差异存在,需要让居民分享成果,需要和谐稳定环境保障。在此传统经济增长模型基础上,构建包容性增长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结果表明:自然资源增加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城乡差距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存在着“倒U”型关系;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促进经济增长,并且贡献最大;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对经济增长作用也存在着“倒U”型关系。传统经济增长两大要素——就业人数和物质资本也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经济增长存在很大惯性,上一期经济总量对当前经济增长产生重要促进作用。

规划本身属于公共产品,不论是文化规划还是产业规划,都属于一项公共政策或者说是一项政府公共政策,规划的最终目的在于充分利用好城市或地区的区位资源优势,促进经济增长,满足城市和城市化背景下人们的居住和就业需求,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我们所说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古丝绸之路概念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区域,是在点轴理论、区域经济理论基础上所形成的特色文化产业要素空间有效配置或布局的带状经济发展区域;它依托“丝绸之路”品牌价值优势和沿线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以及现代交通干线便捷条件而形成的特定经济发展区域。它的形成与发展除了借助区域内自然与人文资源禀赋带来的优势外,更需要在国家层面或大区域发展层面的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因为一个经济发展区域如果想要对外部资源有吸引力并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其根本前提是要具有连续性的专项规划、宏观区域发展规划以发挥地区优化与提升资源配置能力的功能,很好地满足区域内各方长久利益,实现区域内各方经济社会利益的最大化。